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两广、两湖、江西、安徽、江苏、福建及四川等省籍的军校学生，利用军校放暑假期间，纷纷跑到江西等地参加反袁作战直到3月底才辗转返校。

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直系军阀将投降后的皖系第十五师官兵收容在保定军校内，由于未能及时得到军饷，十五师官兵发生哗变，将军校洗劫一空，并纵火焚烧了校舍房屋。曹锟派兵前来镇压时，又趁机掠走步枪2000支，骡马300匹。以致学校无法复课。

1923年8月保定军校停办。

保定军校停办后，曹锟在漕河办的讲武堂移至军校旧址。曹锟倒台后，该讲武堂停办，军校先后成为直系、奉系、国民党等军队的兵营，每换一次防，校舍便遭一次破坏。

1937年“七·七”事变后，这里成了日本侵略军在保定的重要基地。

1945年日本投降后，校舍被拆毁。保定解放后，军校改建为农场，又改为畜牧场。

1993年保定军校遗址被公布为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同年6月成立了保定军校纪念馆筹建处。

1995年又在军校遗址上建成了仿原军校建筑风格的纪念馆第一期工程。

2002年，扩建为12亩，修复了检阅台。

2002年9月，投资1.4亿元建成了华北最大的保定军校广场对外开放。

2003年10月保定军校纪念馆正式开馆。

2006年5月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旧址(1912～1923年)，被国务院批准成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保定军校重视基础教育。清末，各省有一所陆军小学（当时直隶省的陆军小学设在定兴县姚村），其学生来源主要由各地驻防旗人子弟中选送，其次由每县的高等小学中选送一名体质与学业兼优的汉族学生，他们的年龄在十四、五岁间，都享受公费待遇。陆军小学毕业后，其优秀者升入陆军中学。当时全国有四所陆军中学，第一陆军中学在北京清河镇，第二陆军中学在南京，第三陆军中学在武昌，第四陆军中学在西安。陆军中学毕业后，编成“ 入伍生队 ”，先在保定军校的分校过半年军队生活，经过严格的训练之后，加以考核，合格者才能升入陆军军官学校。因此，军校学生的素质较为齐整。

公元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各省陆军小学停止招生。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重新开学，将这一年进校的学生定为保定军校第一期。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 四所陆军中学合并为两所陆军军官预备学校（一所在北京清河镇，一所在湖北武昌）。民国六年（公元 1917 年），最后进入陆军小学的一届学生已升了学，陆军军官预备学校即无新生来源。是年暑假，清河第一预备学校在普通中学（四年制） 二年级以上的学生中招收一批新学员，均经严格的考试后择优录取。民国七年（公元1918 年）春，由原陆军小学升入保定军校的学生已全部毕业，陆军部改变招生制度。保定军校直接由普通中学毕业生中招考了一批学员。先将这批学生送到各师以下连队当兵九个月，期满后审核合格，才编入军校学习，这是保定军校第八期学生。陆军预备军官学校于民国六年即公元1917年招收的那一批学生，于民国十年（公元 1921 年）升入保定军校，这是第九期学生，也是最后一期学生。

保定军校主要功能为训练初级军官。学习期为两年，军校中学生大约1300多人，共设有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5科，步兵科7连，每连约120人；骑兵科2连，每连约100人；炮兵科2连，每连约60多人；工兵科1连，约60多人；辎重兵科1连，约100人。每科设科长1人，直接管理本科学生教育事务。学生按120人左右编成连，每连3排，每排3班。充当连长的，多系晚清时期的陆军速成学堂毕业生。每科设有教官，担任战术、筑城、兵器、交通4大教程的教育学科。学科还有军制学、各兵科的典范令、各种外国语文等。术科则分操场、野外、劈刺、体操等。还有测量地形学习和实施等。

其教育方法，多采用日本和德国的方式方法。每天至少有半天时间教授课程，除有关军事的战术、兵器、测绘、筑垒及典范令外，并增加理化、数学、历史、地理等，每节课为一个半小时。典范令小册子是教练各项军事动作的准绳。普通知识和外语是辅助教育，聘文职教员担任，以充实学生的军事知识，为逐步全面学习各种军事演习准备条件。术科训练，先在操场进行各种制式教练，再到各教练场演习。野外演习，先由简入繁，再逐步进入全面联合演习。实弹射击有打靶场，乘马训练有马场，炮兵训练有炮场，工兵有土木工作业场、架桥作业场，爆破演习则选择不致造成危害的场所。辅助术科如体操、劈刺、武术等，都有专业教官，在大院进行。器械操在校后门外的器械操场进行。这些训练每课多为一小时，正式出操训练一般两小时，野外演习至少用半天的时间，科目复杂且远离学校时，则增加到一至数日。大演习还携带帐篷、炊具，在演习地组织生活。

在军校的两年中，一年半的时间在校学习，另半年时间分别在长辛店和唐湖镇（北京和保定之间）两地举行野营，实施实弹射击和测量实习。实习完毕后，返校举行毕业式。毕业后，分发各省陆军部队见习半年。见习期满，就分配到各部队中充当干部，由最低的少尉做起。由陆军小学而中学而保定军校，学生共经过了7年多的时间的学习，所以当时毕业分发到全国各地陆军军队中，一般是受到欢迎的。但是民国初年政局异常混乱，加以袁世凯搞帝制为很多省反对，毕业生在各省有不同的遭遇。如广西学生回省后一般只能当个属官，处于吃闲饭的地位，能发挥作用的很少。但新疆督军杨增新则派专人到北京来运动云南、广西的学生，并另送川资，许以营长位置，不过去者很少。

校中的教育长、教官，多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队长、排长等多是过去北洋速成武备学堂毕业生。助教是挑选一些优秀士兵充当。校中一切制度，基本是仿效日本和德国。教学器材以及枪支、火炮、弹药等军用器材，多是购自日本。也有一些购自德国，如克虏伯山炮、野炮等。

当时的所有经费、器材，由陆军部颁发。每个学生的武器装具被服书籍伙食等，都系公费开支，并发给学生每月津贴银洋2元。

保定军校之所以中外闻名，与人才辈出及对中国近代史影响之大分不开。仅民国改元后十一年的毕业生，即达6553人。其中不少毕业生成为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知名人物，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如叶挺同志是党著名的军事将领，在北伐战争中他率领的“铁军”使敌人闻风丧胆，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军长。赵博生、董振堂烈士，是宁都起义的著名领导人，赵博生同志曾任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参谋长，董振堂同志任红五军团长，先后为革命事业光荣牺牲。地下党员、原国民党第三十三集团军副司令长官张克侠和何基沣同志，在淮海战役的紧要关头，分别率领五十九军和七十七军火线起义，为顺利地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还有何柱国、王长江等同志，也都为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

该校的肄业生季方同志在辛亥革命中曾任北伐军敢死队排长，又投入讨袁战争，解放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第六届副主席。

此外，邓演达、耿毅、刘越西、陈铭枢、吴艺五、刘汝贤、周季展、李竞容、周思诚、商震、王法勤、黄曦、沈涛、王紫斋、刘建藩、倪德勋、张文、童保暄、张璧、瓮巨卿、安溯颜、刘耀奎、钱鼎和陆军速成学堂的方声涛、吕公望、林知渊等，都曾投身于辛亥革命和讨袁战争。还有不少人经过曲折的道路后，又投身于革命阵营，如张治中、傅作义、陶峙岳、楚溪春等。军官学校毕业的、在军政届任要职的白崇禧（国民政府国防部长）、陈诚（国民政府参谋总长）、李树春（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参谋次长）、秦德纯（国民政府国防次长），还有熊式辉、顾祝同、刘峙、薛岳、罗卓英、马法五、周至柔等国民党高级将领。

学校位于保定旧城东北5华里，总面积约一千五百余亩。东西长两公里多，南越今东风东路，北跨今五四东路两侧，南北长一公里有余。

这里原是一座拥有庙产千亩，殿宇百间的关帝庙，后改为兵营，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遭八国联军焚毁。建军校时，利用原庙产并征用邻近土地而建起。全校分校本部、分校（包括小教场）、大操场和靶场四部分。校本部居中心，占地一百八十余亩。其建筑格局系仿日本士官学校建成，为一片气象森严的砖瓦结构的建筑群。四面有高大的围墙，墙外有河环护，河两岸古柳成行。军校大门在南侧，隔河有高大的照壁与之相对。门楼高大，面阔三间，气势之雄伟可与直隶总督府大门相比。朱漆大门饰以铜钉铜环，门楣上悬挂着书有 “陆军军官学校 ”六个大字的横匾。门前有石砌的高台阶，阶前的南路直通河岸。南路两旁有石狮一对，高丈许。河上架一平板桥，以通大操场。校本部分南北两院。北院是生活区。

南院是军校的中枢和教学区，又分东、中、西、三院。东、西院为教室与学生宿舍，各有十排带长廊的青砖瓦舍，布局对称，各排房舍之间有走廊相通，每两排组成一个独立的院落，院墙开月形门，每院住约一连学生，俗称一连道子。中院有校部办公室和尚武堂。高大的尚武堂坐北朝南，四周环以石栏，雕梁画栋，气势宏伟。厅门两侧有副楹联，上书：“尚父阴符，武侯韬略，简练揣摩成一厅；报国有志，束发从戎，莘莘学子济斯望。” 堂前有长廊直达校门。尚武堂北面是个大空院。院内有两棵并立的五丈多高的古杨，二木间悬一铜钟。因官长常在这里训话和发布命令，因此，这里被视为全校之中枢。校本部的东侧是分校，占地九十二亩。靶场在分校之北，占地三百三十余亩。大操场成 “匚”形，由北、西、南三面拱卫校本部，占地八百八十余亩，以西面之面积最大。

校训

守信、守时、苦读、勤练、爱校、爱国

毕业（含肄业）于保定军校1-9期及清末开设于保定的诸军事学堂之高级将领名录

1期(1912年8月秋入学、1914年11月毕业、1114名)

唐生智、董宋珩、蒋光鼐、李世荣、晏勋甫、傅汝钧、魏益三、龚浩、曹士杰、曹浩森（肄业）、夏首勋、晏道刚、周址、周玳、周祖晃、荣鸿胪、荣臻、张定璠、张樾亭、张笃伦、张钺、吴尚、杨爱源、杨澄源、苏炳文、刘文岛、刘玉珂、门炳岳、门致中、刘凤池、王镇淮、王天培、左世允、冯轶裴、向传义（肄业）、李必番、李品仙、孙楚、孙震、李树春、李兴中、甄纪印、季芳（肄业）、郑大章、陈铭枢（肄业）、邓演存、傅汝钧、万耀煌、张维藩、李宗黄、荣鸿胪、王天培、田颂尧、邓锡侯（肄业）、谢珂。

2期(1914年初入学、1916年5-6月毕业、956名)

陈骥、陈国栋、陈树藩、陈继承、陈鼎勋、李云杰、杜春沂、刘兴、刘峙、刘文辉、刘尚志、马晓军、吕公望、刘玉珂、邓锡侯、李鼎新、陈嘉谟、王暤南、秦德纯、秦绍观、叶琪、冯鹏翥、邢震南、周斓、施北衡、祝绍周、廖磊、唐俊德、富占魁、梁培璜、徐启明、陶峙岳、黄隐、彭诚孚、熊式辉、戴岳。

3期(1914年8月入学、1916年8月毕业、801名)

徐祖贻、徐庭瑶、徐培根、夏威、赵观涛、陶柳、陶钧、黄绍竑、梁朝玑、戴戟、周碞、周凤歧（肄业）、姚纯、贺维珍、何宣、何健、陈以忠、陈安宝、萧山令、张刚、张贞、张义纯、张治中、陈焯、吴石、朱传经、王天鸣、白崇禧、毛秉文、张培梅、赵守钰、姚琮、于达、王懋功（肄业）、贾康、孔庆桂、吕焕炎、刘建绪、刘和鼎、杨效欧、吴国桢、颜仁毅。

4期(1915年秋入学、1917年秋毕业、209名)

朱怀冰、尹呈辅、王翰鸣、刘祖舜、刘膺古、汪之斌、胡宗铎、彭进之、程汝怀。

5期(1916年6月入学、1918年9月毕业、630名)

张荫梧、吴克仁、李服膺、王靖国、白濡青、李生达、杨耀芳、刘翼飞、严重、何绍南、耿幼麟（肄业）、赵承绶、唐永良、郑俊彦、孟宪吉、董英斌、鲁英麟、傅作义、赖世璜、楚溪春。

6期(1917年初入学、1919年春毕业、1333名)

林廷华、欧阳驹、周浑元、周毓英、郝梦龄、赵博生、胡祖玉、余汉谋、陈公侠、邵百昌、吴奇伟、李振球、李扬敬、李文田、上官云相、邓龙光、邓演达、叶挺、叶肇、吕超、吕瑞英、华振中、朱晖日、刘茂恩、杨杰、杨宏光、李汉魂、阮玄武、顾祝同、徐旨乾、郭忏、吕竞存、谭邃、罗策群、缪培南、黄琪翔、黄镇球、覃连芳、韩汉英、韩德勤、彭位仁、彭毓斌、樊崧甫、何柱国。

7期(1917年秋入学、1919年秋毕业、191名)

陈长捷、黄维刚。

8期(1918年8月入学、1922年7月毕业、638名)

陈诚、马法五、王育瑛、王景宋、王以哲、古鼎华、史文桂、史泽波、孔令恂、刘奉滨、刘珍年、刘春荣、李士林、韩洞、邹洪、张权、张文清、张东凯、陈孔达、宋肯堂、柳际明、周祥初、张厚琬、周至柔、郭思演、韩锡侯、傅仲芳、徐梁、高卓东、胡伯翰、裴昌会、郜子举、郗恩绥、罗卓英。

9期(1921年10月入学、1923年8月毕业、702名)

李宗弼、刘万春、刘多荃、李觉、牟中珩、何基沣、宋邦荣、张知行、张克侠、张寿龄、贺粹之、周福成、施中诚、郭寄峤、展书堂（期肄业）、董振堂、黎行恕、林伯森。

第一任 赵理泰 (1912.10-1912.12),字康侯,安徽合肥人,天津北洋武备学堂生。陆军少将。

第二任 蒋方震 (1912.12-1913.09),字百里,浙江海宁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生。陆军少将。

第三任 曲同丰 (1913.09-1915.09),字伟卿,山东福山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生。陆军少将。

第四任 王汝贤 (1915.09-1916.06),字少甫,北京密云人,天津北洋武备学堂生。陆军中将。

第五任 杨祖德 (1917.01-1919.02),字子荫,山东潍坊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生。陆军少将。

第六任 贾德耀 (1919.08-1921.05),字昆庭,安徽合肥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生。陆军中将。

第七任 张鸿绪 (1921.06-1922.09),字绍先,直隶天津人,天津北洋武备学堂生。陆军中将。

第八任 孙树林 (1922.10-1923.08),字少荃,直隶大城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生。陆军少将。

保定军校曾出现过两次较大的骚动，严重的影响了教学质量。第一次是民国五年（公元1916 年），袁世凯称帝失败，作为恢复帝制爪牙的模范团被解散后，插入军校第六期学习。因该团积怨甚多，引起在校第五期学员的反对，造成双方武斗。开始以拳头、砖头、木棍对打，后又动了刀枪，以致造成伤亡。校方虽竭力威慑，却无济于事。后来，北京政府派陆军部上将荫昌来保定，压服双方，才平息了冲突。

第二次是在民国九年（公元1920 年）夏，直皖战争爆发，皖军前敌总指挥曲同丰（原军校校长）在松林店被俘，皖军十五师向直军投降。正值放暑假时，军校作为临时收容营房。因十五师已欠军饷数月，引起下级军官的不满，发生兵变，将军校洗劫一空，并放火烧房，军校只好停办。

军校实行的是一种野蛮的强迫教育，有的科长动辄对学生拳打脚踢，如工兵科长虞克竣成天拿着一根马鞭监督学生，甚至到处追打学生；骑兵科长某某在收操后，还强迫学生再训练一点钟或半点钟；校长或教育长不时集合全校学生在校内广场训话，学生立正不许动，起码站上几个钟头，有体弱耐不住而昏倒在地者。

在野外训练时，天气寒冷，也要集合全校学生，由校长到科长逐个讲评，耗时几个钟头，致学生头上的汗水结冰也不准散队或休息。这些强迫教育，都是他们向日本、德国学来的所谓精神教育。有的学生受不了这样的强迫教育，以致疯癫。如广西省学生韩明章等患了神经病。

在饮食方面，要求学生在收操后满头尘土不洗面就去吃饭。吃的米不仅粗糙，而且掺沙。有一次从湖南采购的军米不仅质量不好，还掺了不少沙子，激起了学生公愤竞去放火烧仓库，虽未成灾，亦可见当时学生对伙食的不满情绪了。这当然是校内承办粮食采购的人员舞弊所致。行政管理人员打骂学生，负军事教育之责的教官、助教和连排长学识太差，庶务人员的贪污舞弊等，使学生中的不满情绪日益膨胀。在这一时期内，校长赵理泰对校务不闻不问，因此全校学生发动了一次倒赵大风潮。当风潮发生之初，学校当局即调动了当时驻防保定的新军鲍贵卿旅，把学校四面包围起来，用机枪大炮指向学校相威胁，不许学生乱动。

学校当局把学生一个个地叫去审讯，压迫学生签字悔过。但大家都不约而同地不表示态度。审讯人员又把审讯的学生移地禁闭，在审讯处的附近放枪，表示把这个学生枪毙了，以恐吓其他学生。但学生态度倔强，仍不屈服，又推举代表刘文岛(湖北人)赴京向大总统、副总统请愿。当时全校被军队包围，不能出去，乃由厕所潜出，跑到北京陈述校中风潮情形，请予援助。正在这时，陆军部、学校当局及驻守军校的旅长鲍贵卿见无法压服学生，乃报请陆军总长段祺瑞批准将全校学生解散。学生如出笼之鸟，纷纷乘火车北上，向各省驻京代表要求向袁世凯及黎元洪请愿，要求解决。

当时段祺瑞企图彻底解散学生，各回原籍。其后梁启超向袁条陈意见，以为解散学生无异放虎归山，如果受了国民党利用，到处捣乱，更不易收拾，不如设法调和，将学生收容回校，加以严格管理，使其驯服，方为上策。袁世凯考虑再三，乃采纳了梁启超的意见，与段祺瑞商定答应了学生要求，更换校长及各级学识较差的教官与官长，并请各省驻京办事处的军事代表出面向学生调解，并发给川资10元，由政府派专车、军乐队欢迎学生回保定军校。学生取得了胜利，皆大欢喜。

赵理泰被赶走后，由袁世凯授意段祺瑞，派蒋方震(又名百里)接任保定军校校长职务。蒋乃日本及德国军事学校毕业，军学丰富，在当时的中国可算是军事人才。他来校后，乃大加整理，把学生认为不好的教官以及各连的干部，大加淘汰，改善校务及学生生活。校长亲自到各连督促检阅，见连排干部有训练指挥不好的，即当场责备。

蒋方震来校时，本与袁世凯约定两个月后，如他整理不好，就辞职不干；如果认为有办法，则继续办下去。经过两个月的整理，他向袁表示愿干下去，并向全校学生表示，他如果办不好这个学校，愿自戕以谢天下。学生也很感动，愿好好学习。不料当时段祺瑞所掌的陆军部不满蒋之所为，大掣其肘，百方刁难，使得蒋方震无法办下去。蒋为实践前言，一天集中全体学生训话，勉励有加。讲话达几小时之久，他从容走进校长办公室自戕。枪响后，大家尚不为意，他仍走出当着学生站立，其后看到他血流满地倒下去。全校学生见此情形，人人痛哭。

他幸未气绝，乃由当时的张教育长用电话报告北京大总统，即日由袁派高等顾问带领医护人员乘专车来校救护，幸而挽救了他的生命。他在校医治了一个时期，学生轮流守卫。以后他逐渐痊愈，才离校到天津、北京各地就医休养去了。其后由陆军部另派了曲同丰来当校长。

军校第八期学生为争取早日开学，组织了复校同学会，呼吁于权贵之间。工兵科学生张照光，身穿军校外出的军官服，在北京大街上拉着洋车揽客。报馆立即发表这一新闻，标题是 “军官学生拉洋车”。北京各报遍登这条消息，并大肆渲染。还发表张照光对记者的谈话和张的自述，做为头版头条新闻刊登。

张自述大意是：我在保定军官学校读书，志在报国， 因军校遭兵劫破坏，无处栖身，来到北京，生活无着，随身行装典当一空，仅留一身军衣不忍舍弃，为维持生计，只好拉车渡日，自食其力，于公于私，光明正大，暂忍困难，等待开学，倘军校不开学，我还是继续拉车。这一行动也是对北京军阀政府的莫大讥讽。在各方面的奔走呼吁下，才于民国十年十月（公元 1921 年）开学。第九期学员 （ 即 1917 年预备军校最后招的一批学生）亦同时入校。此时已有部分教官离校，另谋生计，又遇校长易人，拖欠教职员数月的薪金，引起索薪风潮，弄得教员不安心任教。第八、第九两期学生勉强毕业。

保定军校尽管在末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总的说来学习质量还是高的，全国公认它是军事教育的正统。它以自身较好的军事素质，在军事教育和参谋业务等方面受到各省军事当局的重视，自成一个军事学术系统。孙中山先生创办黄埔军校时，也以保定军校毕业生为军事教育骨干。

自辛亥革命至“七·七 ” 事变，保定军校毕业生担任高级指挥官的已占很大比重。尽管蒋介石独裁时代极力培植自己的体系一一黄埔系，但保定军校毕业生的学历仍然是担任军事教育最可靠的保证。保定军校自建立之日起，即标榜“军人以保家卫国，服从命令为天职”，“军人不问政治为高尚 ”，形成保定军校学生一种职业军人的特点。

若从民国元年（1912年）算起，保定军校办过九期，毕业生有6000余人。若从北洋武备学堂算起，保定军校训练了近1万名军官，其中1600多人获得将官军衔。这些人遍布当时的军界和政界，在中国近代的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