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权利和信仰的系统。认为政治党派联盟是基于短期利益，而非长期忠诚；信仰的好坏基于对其的个人体验。在西方，后现代主义与无政治信仰相联系；在灵命生活里，它是折衷主义（全凭在平安、安全、价值和目的方面是否有舒服的感觉）。后现代主义的反“元解释”和“文本意义”也为其本身带来了巨大的力量。

由于后现代主义的无中心意识和多元价值取向，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评判价值的标准不甚清楚或全然模糊，从而使人们的思想不再拘泥于社会理想、人生意义、国家前途、传统道德等等，从而使人的思想得到彻底的解放，也使人对于自我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同时，后现代主义对真理、进步等价值的否定，导致了价值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的产生，从而使人们认识到价值的相对性和多元性。

若论者接受现代主义是战后社会的处境：人类以刻苦自强精神来重建文明，建立自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社会发展运动，当中又结合美国的清教精神，和冷战时代的美苏二元对立政治方式，那么我们就可了解到为何后现代主义衍生的文化信念会是反对主流方案、反对单一以理性为中心、反对二元对立，更反对功能主义和实用主义为主的美式文化生活。相反的，对于现代主义以前的旧式社会生活方式，人们却充满了怀念之情。建筑师对都市文明和乡间生活的反思，引发我们对现代工业社会和资本主义对人类正面和负面影响的思考。当然由于我们已经没有办法脱离现代生活方式的制约，而各种现代主义所带来的恶果，并不足以完全否定现代文明的生活。思想家和各种艺术家就以各自的方式，解开我们对现代文明生活的迷思。 为当下人类这种情结提供最深刻解说，且为解开迷思提供方法论基础和实则演练的，是法国的解构主义。必需注意的是解构主义并不是毁灭主义。因为解构主义对于任何形式透过语言传达的思想都进行解构，令我们知道思想的不稳定性，知识的无常，对任何思想进行系统化、集体性的统一解说都是谬误的。不过，这说法并不是极端的反智论，或者虚无主义，因为德里达反对的并不是思想或者知识本身，而是对思想成为体系，或者集结成为政治力量（例如各种意识形态）的反动，德里达为所有我们认为是经典的核心理念，进行原教旨式的辩式，用类似中国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分析方法，令其意义向外扩散。论者认为解构主义是以诠释学（Hermeneutics）的一种变现，而且是极端原教旨主义的一种操作。由于语言成为哲学论说的必然方式，解构语言（包括内容及形式的交差指涉）进行极端细微的close reading，就能够策略上解读文字所包裹着的理念。其实后现代主义所使用的解读文字方法，并不是德里达所独创的。于七十年代当解构主义传到美国之后，在耶鲁大学的几位学者之中，就有Harold Bloom有关犹太神秘解经学Kabala的研究，成为一种独特的解读语言方式。这些也是后现代理论中最为神秘的部份。

解构主义的思想根源有现象学、海德格尔和东方哲学。其中海德格尔晚期哲学亦深具东方（庄子）色彩。对东方哲学有理解的，应不难在解构主义中找到东方哲学的脉络。

哲学论述是后现代主义热闹的场境，各参加论述的有：

雅克·德里达的解构主义

李欧塔的后现代状况与元话语的终结

让·鲍德里亚的超仿真

詹明信的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

尤尔根·哈贝马斯的现代主义永不完成论

德勒兹/加塔利的后俄狄浦斯

理查·罗蒂的启迪/教化哲学

特里·伊格尔顿的文艺理论

安东尼·纪登斯（Anthony Giddens）关于全球化和后现代社会的讨论

哲学的非指向性期待

总的来看，后现代思维在哲学上抱持一种对于逻辑性观念与结构性阐释的“不轻信/怀疑”的态度。这种态度导致其本身对于思想、事物以及外在感觉的愿望缺失，因为在后现代者看来，他们的思考无从依靠，他们既不肯定历史的经验，也不相信意义的本源及其真实性，对未来更无所希冀。除了怀疑之外，他们的思想在理性思维者看来几乎是凝滞的，他们只能寄生在现代启蒙理性之上作个永远的捣蛋鬼。因此大部分学者（在他们的头脑中现代理性占有绝对的比重）都惯于使用启蒙的眼光和理性的词汇，把后现代当作一个对立面来阐释，于是一大批具有明确指向性（反抗性）的词语（如：颠覆、反叛、否定、拒绝、抵制、反**、非**或无**等）在后现代的定义中大行其道，一时间，后现代在哲学上的破坏/叛逆者身份深入人心。而实际上，像Derrida（1967，Of Grammatology）所提醒的那样，我们正中了语言的圈套，忽视了在(逻各斯)中心主义及二元对立体系指导下的语言构成力量，想当然地把无辜的后现代想象成了一个具有明确目的性的抗体。当我们把后现代看作是零散化与叛逆性的代表时，我们本身就已经失去了思维的平衡性，站在了理性的一边，以整体性的二元对立（的视角）去看待后现代现象。这种行为本身造成了一种对后现代理解的偏激和错位。可悲的是，我们即使深刻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公正，却无力改变这个现实，因为我们的语言无论在历时的传统上还是在共时的平面中都具有无法逾越的局限性。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以个性自由的心绪和非在场的怀疑态度去平和地参与后现代的一切，即所谓的非指向性心态。

启蒙理性的怀疑之路

自启蒙主义开始，理性就被现代哲学尊为至上的权威。（而后现代把对理性的怀疑态度作为其最重要的标识）。但当代哲学对理性的责难却并非始于后现代的发端。在启蒙诞生阶段，经验论者就与理性论者有过激烈的争论；后来康德（Kant）虽然构造了一套完整的理性认知体系，他却首先对启蒙思想的知行观（即理性认知经验主导一切的说法）进行批判，提到人的先天认知能力的局限性（Habermas，1971，Knowledge Human Interests，p4–14）；接着，黑格尔对认知的历史局限性的思考和对知识的异化问题（知识对人的控制与奴役）的初步探索都成为使“现代性”产生动摇的关键（ibid）；到了19世纪末，尼采提出非理性主义，对现代理性发动总攻，其后激荡出了以彻底反传统、反理性、反整体性为标志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王岳川，1992，《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P151）。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这个种子生发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态势。从对黑格尔的继承来说，先有法兰克福学派对知识异化的进一步阐释，继而导致马尔库塞（Marcuse）将矛头直接指向工业社会与科技进步的左派激进革命和福科将矛头指向话语权利的新保守主义的一部分（右翼）；后有伽达默尔在新诠释学中对历史和语言中的真理经验的重新诠释；再有哈贝马斯走折衷路线的新理性回归与Lyotard的彻底反击。从对尼采的非理性主义的继承来说，一方面是德勒兹、福科的新尼采主义，另一面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而在限止右翼疾进的道路上，除了Habermas之外，还有新历史主义与伊格尔顿的批判等众多学说）。

面对异化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时候，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率先指出，在启蒙时代初期，理性就被分为两类，一类是帮助人们摆脱蒙昧与恐惧的人文理性；另一类是帮助人们了解自然规范生产的工具理性。二者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是和谐统一的。然而随着19世纪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科技理性逐渐代替了工具理性的角色并在与人文理性的共存中占了上风，人文理想中的自由与人权渐渐被科技理性所主导的标准化、统一性、整体性所侵蚀，这样人所创造出的科学技术反过来控制了人的思想行为与文化生活，人们不得不以内在的精神沉沦去换取外在物质利益的丰厚，人异化了。面对这个问题，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衍生出了两种思潮，一个是马尔库塞所倡导的，矛头指向工业文化与科技进步的左翼激进革命（甚至包括我们的文革），它以彻底地破坏工业生产和科技进步为主旨进而逼迫资本主义露出残暴的嘴脸；另一个是福科等的后结构主义思潮，这实际上是右翼新保守主义的开端，它倡导一种温和的范式转换并改变文化中的语言结构以抵消霸权与垄断。这股右翼思潮被普遍认作是后现代哲学期待的源初设想。在电影中，它被赋予至少三个使命：一是反映人的异化，即工业文明对人的自由精神的蚕食；二是讽刺左派激进行为的浪漫与不实际并引导观众进行反思（如反映文革的电影）；三是以拒绝整体性、同一性为前提，对电影的传统模式、规范、语言和结构进行转换性尝试来离散电影的中心话语权利，使观众的主观精神重获自由。

新诠释学的真理观

在新诠释学中，伽达默尔寻求的是超越科技理性与科学方法控制范围的真理经验。他把对真理的认识分为审美、历史和语言等三个领域来展开（Gadamer，1975，TruthandMethod），在这里（哲学范畴内）我们只对后两者进行评述，而把真理的审美领域放到第3部分（审美范畴）去探讨。在历史领域中，伽达默尔强调了认识真理的两个关键概念：一个是“偏见”，即我们对世界敞开的倾向性，他强调我们生活在传统之中，传统是我们的一部分，由于时间空间与记忆的相互作用，我们总对存在的传统（历史性）产生着偏见，偏见构成了我们全部的体验。而理解活动是把自身置于传统的进程中并使过去和如今不断融合，因此理解不仅以偏见为基础，它还会不断产生新的偏见，所以不仅历史决定我们，我们（的理解）也决定历史。另一个关键概念是“视界融合”，伽达默尔指出蕴涵于文本中的作者的“原初视界”与对本文进行解读的接受者的“现今视界”之间存在着各种差距，这些由时间间距和历史情景的更迭所引起的差异是不可能消除的，因此理解的过程一定是将两种视界交融在一起，达到“视界融合”。这个过程是敞开的，是一种历史的参与和对自己的视界的超越。伽达默尔由此认为历史不是绝对主观的也不是绝对客观的，而是其自身与它者的统一，是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包括了历史的真实与历史理解的真实。这样来说，历史的真实性在后现代电影中应该首先注重观众的情感与客观历史的交流，具体的说，一方面以小人物和微观叙事来拉近普通观众与历史事件的距离并努力引导观众对历史经验进行多维的、开放式的历史思考，而非盖棺定论式的叙事结果；另一方面是利用怀旧成分来勾起观众对过去的主观性记忆，以倡导一种对待历史（与真理）的主 观与客观的“视界融合”，鼓励人们在认识客观历史的过程中大胆地运用主观能动性，使历史产生更多的微观现实意义。其次，表现偏见的“不可避免”与对历史真实性和客观性的怀疑也是后现代电影的一部分（像影片Zelig或《阿甘正传》那样，后现代影片总是一次次把我们带入近乎真实的历史环境中，却又一次次引导我们去怀疑其来源的真实性，继而质疑历史真实的绝对客观存在，使得历史的距离感和单一的意思固守荡然无存。） 更深层次的，在语言领域里新诠释学对海德格尔所谓：我们“不只在语言中思考，而且沿着语言的方向思考”深为赞同。（Heidegger，1962，Being and Time）伽达默尔指出，语言是理解的普遍媒介，理解从本质上说是语言的，语言是一切诠释的结构因素，因此我们所认识的世界是语言的世界，世界在语言中呈现自己，所以我们掌握语言的同时也为语言所掌握，这个掌握的维度就是理解的界限，同时也是语言的界限。（Gadamer，1975，Truth and Method）而后现代要想超越这个由理性、整体性、中心二元性、结构性等组成的理解的固化框架，就必须在语言上寻求一种突破与创新。而电影作为各类语言的综合体（包括：视觉语言、听觉语言、叙事语言、电影本体语言、对白语言等等）显然在后现代背景下抱有复杂的语言突破倾向。这些倾向的一个最重要的阐释点就是维特根斯坦与伽达默尔先后提到的“语言游戏”，虽然在伽达默尔那里，语言被看得更本体化一些，但两人的观点还是近似的。他们指出语言---无论是对话、文本还是叙事，都如同游戏一样：没有主体、没有终极目的，言说者只是沉浸在语言的交流过程里，娱乐其中。这实际上要求后现代电影在叙事语言上淡薄中心而注重外在的叙述技巧和开放式结尾；在叙述过程上体现一种过与逻辑化的陈词滥调来反衬理性话语的乏力，以使观众从绝对理性的真理束缚中摆脱出来，还原语言的本体地位。

新诠释学的“参与性”审美观

伽达默尔在新诠释学的审美领域主张一种改造性的审美态度，这逐渐发展成为后现代审美思维的一部分。它并不要求（苛求）作品的原意与审美表达在受众那里得到绝对的复原，因为作品的存在应超越任何历史限制，其所散发出的审美意义应属于永恒的。因此，后现代电影倾向于鼓励和启发接受者在理解活动中产生新的、个性的、现实的审美认识，重视观众的参与性，强调他们的现实心态与作品的“视界融合”与互动，并力图打破封闭的叙事系统，为多元消解、拼贴、戏仿提供可行性，最终为观众创造更广泛的审美参与空间。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

不过，法国当代哲学家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论说，往往被论者认为是对现代性的问题，提供了最激进最有效的反动，全面解构（并非否定）由柏拉图以降的西方哲学，其中由语言学入手，批评以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论为基础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现代主义论述亦即时成为被解构的案例之一。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不单只为批评现代主义所谓的方法论（这表达方式是德里达独创使用，表示在行文间既要使用这概念，但同时亦解构其内涵，原本的表达方式，应以交差号，但标点以此取代）基础，更以解构主义的放射性阅读，重新解读西方多本主要的哲学论著。找出当中自我解构的基因。另一个主流是由德国最有名的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现代主义永不完成论为基础，认为现代主义为人类提供动力，永恒为改进自己境况而努力的思想方式，故此，哈贝马斯认为后现代主义所强调对于固有意识反动的提法，根本就是现代主义的核心精神，也是人类可以不断创新的推动力。后现代主义只是继承现代主义方案的一种表现。

也有不少论者认同后现代主义等同现代主义晚期逻辑的说法，其中尤其是新马克思主义者如Frederic Jameson，Terry Eagleton等持这一说法，当中亦结合了马克思对于晚期工业社会的批评，形成一体。

在文学批评上，后现代主义对于西方整体文字论述结构，进行排山倒海的解读，事实上后现代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主要是在各著名大学的外语学系（尤其法国文学或比较文学系内），其间外语学系人才辈出，最有名的有美国耶鲁大学的耶鲁四人帮，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对应欧美文学作品，进行解读：

Paul De Man

J.Hillis Miller

Geoffrey H.Hartmann

Harold Bloom

一种知识上的运动，摒弃传统上所谓“绝对和普遍真理”的观念，尤其是注意弱势力量、环保、全球化、政府行为和谈判、双果原则、伊斯兰教边缘化、恐怖主义等问题。

在人文思潮方面，论者指出现代的后期，是一种对现代表达方式甚至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的颠覆和反叛。所谓现代表达方式甚至思维方式，是指以有核心思绪，或者有既定论述规格，表述事物的真理性，可是，随着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测不准定理及宇宙大爆炸理论的出现，人类渐渐明白到科学也有其不确定性，且认为科学并非可以用以解决任何问题。现代主义的动摇，也就引起后现代主义渐渐的崛起。

在文艺创作风格上，后现代主义并不是一个具体、单一的风格，也不因为作品的时代而界定为“后现代主义”。而且很难以后现代主义的哲学理论来强行规范艺术创作，对于先有后现代主义理论，还是先有后现代主义艺术品，也没有定论。

另一个特点是跨学科和跨创作媒体，建筑、文学、绘画、设计、家具均有设计师，在各自的艺术场境内进行后现代式的表述。不过，由于后现代主义是对于创作主题和创作形式都有颠覆性的新思维，令风格很难一致，要表述各创作领域的后现代境况并不容易。

笼统的划分，可以说40年代到60年代是现代主义建筑、国际主义风格垄断的时期，70年代到如今为止是后现代主义时期。60年代末期，经历了30年的国际主义垄断建筑，产品和平面设计的时期，世界建筑日趋相同，地方特色，民族特色逐渐消退，建筑和城市面貌日渐呆板，单调，加上勒·柯布西耶的粗野主义，往日具有人情味的建筑形式逐步被非人性化的国际主义建筑取代。建筑界出现了一批青年建筑家试图改变国际主义面貌，引发了建筑界的大革命。

最早提出后现代主义看法的是美国建筑家罗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他在大学时代就挑战密斯·凡赛罗的“少就是多”（“less is more”）的原则，提出“少则厌烦”（“less is a bore”）的看法，主张用历史建筑因素和美国的通俗文化来赋予现代建筑以审美性和娱乐性。他在早期的著作，《建筑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中提出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原则。而在《向拉斯维加斯学习》（learning from Las Vegas）进一步强调了后现代主义戏谑的成分，和对美国通俗文化的新态度。

美国建筑家罗伯特·斯特恩（Robert Stern）从理论上把后现代主义建筑思想加以整理，完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在他的《现代古典主义》（Modern Classicism）一书中完整的归纳了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依据，可能的发展方向和类型，是后现代主义的重要奠基理论著作。

美国作家和建筑家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继续斯特恩的理论总结工作，在短短几年中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其中包括《现代建筑运动》、《今日建筑》、《后现代主义》等等，逐步总结了后现代主义建筑思潮和理论系统，促进了后现代主义建筑的发展。

1.“戏谑的古典主义”（Ironic Classicism）或译为“嘲讽的古典主义”。也有人称为“符号性古典主义”或“语义性古典主义”。是后现代主义中影响最大的一种类型，主要的后现代主义大师都在这个范围内。

使用部分的古典主义建筑的形式和符号是其基本特征，而表现手法却具有折衷的、戏谑的、嘲讽的特点。从设计的装饰动机来看，应该说这种风格与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人文主义有密切联系。与传统的人文主义风格不同在于嘲讽古典主义，或者狭义后现代主义建筑设计明确地通过设计表现现代主义和装饰主义之间的无可奈何的分离，而设计师除了冷嘲热讽地采用古典符号来传达某种人文主义地信息之外，对于现代主义、国际主义风格基本是无能为力的。因而充满了愤世嫉俗的冷嘲热讽、调侃、游戏、玩笑色彩。

2.“比喻性的古典主义”（Latent Classicism），这种风格其实也是狭义后现代主义风格的一个类型。它基本采用传统风格作为构思，设计多半处于一半现代主义，一半传统风格之间。它与“戏谑的古典主义”的最大不同在于，这派设计家对于古典主义和历史传统具有严肃的尊敬态度，绝对不开玩笑。他们取古典主义的比例、尺寸、某些符号作为发展构思，因而具有比较严肃的面貌，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派的作品更能为大众接受。

3.“解构主义建筑”解构主义建筑是一个从80年代晚期开始的后现代建筑思潮。它的特点是把整体破碎化（解构）。主要想法是对外观的处理，通过非线性或非欧几里得几何的设计，来形成建筑元素之间关系的变形与移位，譬如楼层和墙壁，或者结构和外廓。

4.“新现代主义建筑”是现代主义建筑对后现代主义建筑的一种回应，以简单和平民化的设计，表达实用和廉价也可以达成艺术和精神上需求，而不一定要花俏昂贵的过度设计和建材浪费、功能折损。讽刺的是有时新现代主义建筑也被归类为后现代，因为凡是不同于现代的都算是后现代。

5.“奇异建筑”奇异建筑是后现代主义建筑中的一个流派。其特点是各不相同。有人说它的创作目的就是成名，把建筑当作游戏。

建筑学的现代主义体现在所谓国际主义的设计风格上，以美国在四十至六十年代的建筑为代表，其中特点是功能性和扩大建筑物可用空间为首要理想，对于环境、人文境观、美学的考虑只是次要的。到六十年代欧美普遍出现一批年轻建筑师，开始一些具人文思考、强烈装饰性（甚至可称后巴洛克式）及有深入空间思维的建筑境观出现。建筑师尤其喜爱透过建筑景观，表达对旧文明、自然界，以致梦幻的追想。 但同时亦有另外一批年青建筑师如Norman Foster，弗兰克·格里（Frank Gehry），都喜爱利用科技化的建筑技术，来突显建筑对都市空间的隐喻性对谈metaphoric dialogue。Norman Foster对摩天大厦的高科技考验、对香港汇丰银行的隐喻，以至伦敦市中的30St Mary Axe，都对都市景观造成颠覆性影响。而Frank Gehry对于非直线设计的应用和结合电脑高端技术的做法，都影响了当下的设计风格。

为了挑战现代主义的极限，艺术与设计家于是以后现代主义来统称当代各种主义，如女性主义、多元文化、解构主义、时间元素、媒体应用、物质主义等。这些观点强调艺术品的创造与欣赏没有单一的、绝对的答案或标准，作者与完成品的情感脱离，且作者、观众、策展人（或展场）与环境（或现象）都是艺术作品的参与者，如此一来，艺术创作与鉴赏都变得非常多样。

后现代主义文学主要包括新小说派、“黑色幽默派”、魔幻现实主义文学。

魔幻现实主义文学：马尔克斯《百年孤独》

新小说派：西蒙《弗兰德公路》、萨洛特《怀疑的时代》

黑色幽默派：冯尼戈特《第五号屠场》，约翰.巴斯《烟草经纪人》、品钦《万有引力之虹》

垮掉的一代：金斯堡《嚎叫》、杰克·克鲁亚克《在路上》

堂皇语境的终结与多元化：由于前文中所述“知识的异化”问题不断激化，自启蒙主义以来，原本并列而生的两大科学体系之间的不平等关系逐渐拉大，呈现出人文科学容忍退让，自然科学步步扩张的态势。这在Lyotard那里被看作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全部历史”（1984，The Post modern Condition：A Report on Knowledge）。他指出自然科学在排斥了人文叙事之后，其单一的逻辑话语仅仅具有指涉性与实证性，却难以完成对文化意识的替代，更不具备人文科学的多种价值关怀。因此那种以科技理性为基础的，以单一的标准去裁定所有差异进而统一所有话语的“元叙事”在后现代语境下势必被瓦解，而电影在这个瓦解过程中大致表现出两个倾向。一个是元叙事的合法性由于其基础---堂皇话语环境---的终结而遭质疑。传统的元叙事电影遵循的是以英雄为中心的堂而皇之的叙述模式，而后现代电影倾向于将堂皇叙事的社会的语境（如圣贤英雄、解放拯救、光辉的胜利、壮丽的远景等）散入叙事语言的迷雾中，使观众对堂而皇之的历史言论，或历史上的伟大“推动者”和伟大的“主题”产生怀疑，并以平凡的小人物、平凡的主题、平凡而琐碎的故事取而代之或利用堂皇叙事与平凡话语间的杂揉、拼贴和交替衍生来反衬、嘲弄元叙事的理性偏激。另一个是后现代电影并不把元叙事所追求的共时（即通过同一性的中心维系作用实现整体思想的一致，如电影“梦幻般完美的故事”、“逻辑缜密的对白”、“封闭的结构”以及“完满的结局”等）看作是自己的终极目的。按照Lyotard的设想，后现代作品更倾向于打破求同的稳定模式，而强调差异的不稳定模式，或者说提倡语言游戏的异质多重本质，即多元式的话语异质。具体地说，就是从影片的“文本叙事”、“话语传达”到“受众接受”的各个层面都引入多元化的概念，不再强求故事、结构与电影文本内在表达的至全至美和接受共鸣，转而更宽容地面对影片各层面的断裂、局限、矛盾与不稳定性。

中国香港导演刘镇伟作品《大话西游》，由周星驰主演，在这部无厘头电影作品当中，充斥着非常多的后现代主义手法。一开始影片相当的冷门，直到21世纪，后现代主义被引入中国，国人才看懂了这部影片。在抱头大笑的同时，领略到了后现代主义的魅力。

后现代主义家具是突破传统家具的繁琐和现代家具的单一局限，将现代与古典、抽象与细致、简单与繁琐等巧妙组合成一体。

解构一词是指对恒定意义的分离，它作为后现代对“结构”（主义）的在场、秩序和中心整体性反击的一部分，其某些具体策略对西方电影的后现代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这节就结合德里达的解构策略与建议对电影的后现代思路进行梳理。 德里达首先提倡在文本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建立非必然的联系，其目的在于突显能指与所指搭配的任意性和他们之间的差异性，使所指脱离即定能指的依附从而扰乱固化的结构思想。反映于电影中，这个策略有利于打破现代主义电影的两个符号学对意义的深层次指涉。像拉康所谓“滑动的所指”那样，使几个所指同时漂浮于电影本体的能指符号之上，可以扰乱观众心中固有的“能所”对应模式，导致意义反射的不确定性，继而反映一种去中心、去深度的平面思维形态。

其次德里达鼓励策反文本结构中的个体，拆解它们对结构中心的绝对服从，这主要是针对现代哲学的同一性、中心性与整体性而言的。具体到电影中，非线性叙事得到广泛的应用，使得影片零散的局部意义得到重视，也利用开放式的结构来突破影片中心结构的自我封闭，继而促成各本文结构的差异性交流与参照，即不同文本间的差异互通，如并置、拼贴、杂揉、互涉等等，并随着对外来差异的引入与参照对原本文的结构中心形成拆解态势。

解构哲学也反对文本结构的先验性与意义透支。由于结构具有固定性和确定性，相反的结构往往产生类似的意义，久而久之，人的头脑会由于局部结构的刺激而映射出大致全部的意义。对于有经验的观众来说，传统电影往往只放映了一半，全片的意义归宿就已了然于胸了。这些被意义透支所笼罩的形而上学的先验结构被解构主义斥为乏善可陈的守旧根源。因此在后现代电影中经常可以捕捉到一个看似熟悉的结构，然而很快这个感觉会被逆预见而行或独立于结构之外的意义所打乱，这类出乎意料或出其不意的元素有助于消解观众对结构的期待，打破结构主义的整体同一性，也有助于培养受众的怀疑（不确定）精神与多元心态。

另外打破观众对“在场”的信念与憧憬也是解构主义的重要构成部分。在德里达看来，结构主义的中心性与整体性是建立在“在场的形而上学”基础之上的。解构主义相信电影作为各种语言的综合体可以给观众呈现亲临其境的实体性存在，即不需要媒介参与的“现实世界”。这个“现实世界”就来自于人们的理性传统对“在场”的信念，凭借这种信念，人们总是幻想着在他们自己所能看到和接触到的世界之外存在着一个整体的现实世界。因此我们会为主流电影的梦幻经典故事而动情。但作为对立面，解构主义并不走向唯心，它只是对电影作为媒介来伪装世界的真实性（在场）的作法颇有微词并对媒介还原真实在场的可能性表示怀疑。为此，后现代电影倾向于将观众从梦幻的故事里拽出来或阻止他们进入故事的梦境中去，使他们时刻意识到自己是（在看电影的）第三者而非主人公，并使他们对“在场”的幻觉与憧憬变为泡影。同时，对在场的拆解与对真实性还原的怀疑也给后现代文化视角中Baudrillard所谓的“虚拟现实”埋下了伏笔。

社会文化领域的更迭态势

它主要研究后现代状态下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转型给电影带来的问题与启发。后现代不只是一个主义，它更是一种社会生活状态。希尔（1998，P98）也强调后现代主义一词可以被用来形容一个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新秩序。对于电影来说，以这个新秩序为基础的后现代社会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剖析。一个是研究传统的工业秩序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另一个是讨论科技革新对后现代社会文化的影响。

希尔在《牛津电影研究导读》一书中总结了后工业社会的经济转型特征如下：第一，社会的经济重心由产品制造业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