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8月在中国工程师学会第十一届年会上，被授予金质奖章。抗日战争胜利后，由经济部派往沈阳为东北区特派员，接收东北重工业，同时兼任河北平津敌伪产业处理局局长。1946年任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副委员长，后任委员长。面对蒋介石坚持内战、独裁和国民党贪污腐败，以民族大义为重，毅然站到共产党、人民革命一边。

1948年10月，以资源委员会委员长身份，于南京召开重要工矿企业和部门负责人秘密会议，确定“坚守岗位，保护财产，迎接解放，办理移交”之方针。在中共地下党帮助下，冒着生命危险，组织员工开展护厂、护矿斗争，拒绝执行蒋介石关于拆迁资源委员会所属工厂设备去台湾之命令，将所属近千个大、中型厂矿企业及三万科技、管理人员完整地移交给共产党。

1949年5月，其爱国行动被国民党察觉，即辞去在国民党政府中所任职务去香港，公开与国民党决裂。到香港后，发动资源委员会驻港国外贸易事务所员工开展斗争，组织“保护矿产品委员会”，并于1949年11月14日通电全国宣告起义，保护大量稀有矿产，得到毛泽东主席复电嘉勉。

1949年11月携眷回到北京，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后任开滦煤矿总管理处副主任、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煤炭工业部顾问等职。是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1950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历任民革河北省主委、中央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中央名誉主席。还应聘担任欧美同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名誉理事长等多种社会职务。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已届耄耋高龄，仍壮心不已，奔走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积极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献计出力，提出许多真知灼见，为国家和人民奋斗到最后一息。其忠贞不渝之爱国思想、脚踏实地之敬业精神、清廉朴素之生活作风，堪称典范。

1948年底、1949年初，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孙越崎没有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将工厂拆迁到台湾，而是带领资源委员会留了下来。1949年5月底，孙越崎辞去经济部长和资源委员会主任的职务离开广州，前往香港。1949年，被国民党开除党籍，被中华民国政府以叛国叛党罪通缉。

1949年11月4日，孙越崎携家眷经天津回北京，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后任开滦煤矿总管理处副主任、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煤炭工业部顾问等职。是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1950年3月，他由邵力子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任民革中央委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他仍为该党派重要成员之一，并曾当选常委、副主席、监委会主席、名誉主席等职。

1988年9月被选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第一届理事会会长之一。

1995年12月9日孙越崎病逝于北京，终年103岁。

他的体魄和品格

百岁老人已属罕见，而百岁且健康就更少有了，孙老就属于这种少数人之一。1994年春，101岁的时候，他还曾写过长达20页的信，头脑清楚，走路不用人扶。

1893年10月16日，孙越崎出生在浙江省绍兴郡的会稽山中一个叫同康村的小山村里。他家原籍为浙江嵊县，在他出生时孙家已迁到同康村几代了，村子远离城市，有些农民一辈子都没去过绍兴。孙家系富裕之家，但生活非常俭朴，一家人围坐在院子里吃饭，有时候鸡都会跳到桌子上来，一家好几口子人吃饭，除了青菜外，只蒸一碗鸡蛋羹，谁都不许用匙子，只准用筷子七品芝麻官

在孙越崎5岁的时候，开始读四书五经大通师范学堂读书去了。这样少年的孙越崎，在同康村度过了几年很标准的农家日月。祖父是个在生活上很有规律的人，他每天要给孙子安排守家业应该做的各种事情。为了防人偷竹，天刚一亮，他就要到山上去看竹林，每天要沿着山岭走很远的路。他的肩上扛着锄，腰里别着把砍刀，还要带上一天的干粮，走到山里饿了时，就要找间草棚，自己做饭吃。到了冬春，他会挖一些笋煮熟了就饭吃，早出晚归，日晒，雨淋。回家时，还要顺便带些柴给家用，天天如此，同康村的人都会看到这个背着柴禾而归的光脚少年。老太太草鞋资治通鉴》和一些地理、历史书籍全读遍了。1907年，孙越崎已经是个14岁的壮实的小伙子子。这年10月底，祖父去世了。父亲由于路程远，11月才赶了回来，孙越崎的人生道路，在这期间发生了转折，他要求出山去读书，父亲和叔叔都同意了，1909年，他终于走出了大山，告别了少年时代的农耕生活，带着同康村给他的健康体魄，走向了广阔的新天地，父亲给他起了一个学名——孙毓麒。意为，为国建功，名垂青史。

改名以铭志

1909年，孙越崎快满16岁了，他在叔叔的陪同下，春节刚过就走出了大山，来到了绍兴，考上了绍兴简易师范学校。这位走出大山的少年乍一进城闹了不少笑话。他从来没有见过钟表，分不清长短针风琴唱歌了。他在学校读书时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成功了，他剪掉了辫子，年底，他从绍兴简易师范毕业了，政府当时规定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必须到小学义务教学一年，他被分配到绍兴城西门外的一个小学里。不远处有一座花园，陆游和唐婉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这里，离学校十几里，还有一个著名的景点：兰亭。每早和每晚他都要轮换去这两个地方散步，大自然陶冶了他的性格，从而也培养了他爱好活动的习惯。按照农村的习惯，祖母和叔叔给他操办了婚事，1912年年底，他虚岁20岁时便结婚了。新娘叫葛采湘，他们是自幼指腹为婚的。俩人很对脾气，结婚的第三天孙越崎就回校教书去了，但他们感情却很好。1913年，义务教书结束后，他决心到上海读书深造，葛采湘对丈夫很理解，支持他，而孙越崎也希望妻子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把她送回娘家，跟岳父说好，请先生来家教书，岳父也很赞成。到上海后，他报考了复旦公学，在这里结识了邵力子。复旦公学是在特殊条件下创办起来的，是从法国天主教会办的震旦学院里分划出来的。校长李登辉是华侨，当过孙中山的秘书，不太会讲中文，他给学生讲课，就用英文。教师中也有很多是同盟会会员，整个校园思想活跃，气氛民主。学校里开设的一些课程上课都要用英语，而他只学过26个英文字母，英文就成他学习上的拦路虎。这年暑假，他没有浙江同乡会东南地区天津大学前身)。北洋大学是中国废除科举制度以后，学习西方兴办的第一所正规大学，对教育影响曹锐交锋，保护了示威游行的学生。孙越崎在火的洗礼中，更加成熟了。

穆棱创业初露才华

外籍教师闹僵了，全校学生支持土木系的同学，结果迫使校长辞职。新来的校长叫冯熙运，他态度强硬，下令复课，并让每人都写悔过书。孙越崎那一级30个学生中，只有两人写了悔过书，冯熙运就下令对学生停电、停水、停伙，并于9月把这些学生开除。孙越崎是被开除中的一个，为了同学们的利益，他到北大去联系，还去过校长蔡元培的家，最后终于转入北大，在北大期间为了增强了体质，他参加了多种体育活动还学会了骑马。1921年，他在北大毕业，获工科学学士学位。这时他的家搬到了绍兴城里，妻子葛采湘，已经考入了绍兴明道女子师范学校。在北大期间，他总怀疑自己的肺有病，去过好几次医院，都没有查出肺病来。毕业后，他就在家里养病，没想到，他的这种疑心病，反过来害了妻子。一次，从萧山中医院看病回到绍兴，正遇上在圣章女子学校教书的葛采湘的哥哥。哥哥一片热心，给妹妹打了个电话，电话又没有说清楚。妹妹接到电话后，以为是医院不收，丈夫得了不治之症。这一吓，非同小可。接电话的时候，她正在吃饭，自此她就不能吃东西了，怎么治也都治不好了，便于1922年离他而去。妻子的去世，对孙越崎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觉得对不起妻子，结婚10年，共同生活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两年，自己完成了学业，可以与妻子团聚厮守了，而妻子却意外地离他而去了，孙越崎沉浸在痛苦之中。从现代医学角度看，忧虑的情绪，可使人体机体失调，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发生一系列功能紊乱。严重损害心身健康，养生之道很重视消愁解忧，这个时候，父亲来信让他去哈尔滨散散心，而他自己也觉得这样下去不行。自己还年轻总要做点事，双方一拍即合。这样一来，他把对妻子怀念的忧伤情绪一下转移到对事业的向往之中，心情慢慢也就平和了。

1923年，满山的枫叶都红了，湛蓝的天空，晶明透亮，秋高气爽。孙越崎离开绍兴，北上哈尔滨，在父亲的帮助下，他参观了抚顺和本溪的煤矿、昭和钢铁厂(鞍钢的前身)等。1924年春节前夕，他不顾家里的劝阻，冒着纷飞的大雪，竟然奔向了当时还是非常荒凉的穆棱(鸡西)开始了他的事业--去勘探开发煤矿。一路上气温达零下30度，坐在马爬犁上，北风呼啸，大雪纷飞，几米之外不辩道路，凉风透过冬衣，从前胸穿官商合办黑龙江省实业厅与白俄富商谢吉斯合办的。孙越崎和俄国人卜鲁希年科分别被任命为勘矿队队长。他们落户的小碱草沟，只有一所土屋子，这房子是土匪常来往工作条件更是艰苦的，有一次，他骑马在很深的雪地里走，被矮树丛绊倒，一下子把孙越崎摔出去好远，肋骨断了，过了一个多月才好。在探矿的同时，也做筑路测量的工作，白俄的土木工程师带着几个俄国人做，孙越崎求知欲强，和白俄人一起干，有时就睡在地上，俄国人怎么做，他也怎么做，从不示弱。这位白俄工程师是贵族，当过俄国远东白俄政权的交通部长，专业很强，孙越崎跟他学到了不少东西。1925年9月，董事会任命孙越崎为中方矿务股长，兼机械工业股长，并决定开发一、二号直井。第一号直井由俄方卜鲁希年科负责，所有人员都是俄国人，第二号直井由中方孙越崎负责，所有人员都是中国人，形成中俄竞争的局面。卜鲁希年科在煤炭生产上已经有多年经验，而孙越崎刚出校门，碰到的许多问题课本里都没有学过。他常常装作路过，到一号井顺便看一看，其实特别用心，这样巧妙地把俄国人的技术学到了手。为了取得经验，工人是三班轮换，他却总是自己值班，就是点炸药的活，有时也要亲自干。当时打炮眼还没有机器，靠人工一锤锤地砸出来，放进炸药，点着炸药，以后赶紧往上爬，慢了就会不得了，这种种滋味孙越崎都尝过。一次，在零下40度以下，他帮助拉车，没想到手刚一接触到车把，就冻得沾上了，再使劲一拉手上的皮全掉了。鲜血淋淋，痛得钻心，他独自一人站在雪地上，不由地泪流满面，这是他为工作的一次流泪，从此无论遇到怎样的艰难困苦，他都一往无前。中俄竞赛的结果打了个平手：俄国人打了个一号井，1925年9月开工，1926年4月见煤，井深38米，每日出煤700吨。孙越崎负责的二号井，1925年11月开工，1926年9月见煤，井深51米，日出煤量也是700吨。在穆陵办矿初期，经常与土匪打交道，一次在野外工作

1926年8月26日，经过穆棱煤矿，张先生的介绍，他和王仪孟结婚了，那年孙越崎33岁，王仪孟24岁。王仪孟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籍江西临川，是历史名人王安石的后人。她父亲是清朝官员，王仪孟毕业于天津法租界的女子师范学校，她性格温文尔雅、善解人意，贤惠内向，有着超人的记忆力上房子已经盖了起来，里面却空空荡荡的没有家具，没有电灯，丈夫的衣服就放在一个没有油漆的木箱里，衣服上黄渍斑斑发高烧，那时孙越崎虽已向矿上递交了辞呈，准备出国留学，却仍是整天在外面忙，还是别人去把孙越崎找了回来，孙越崎把妻子送到车站，由父亲帮助把她送进哈尔滨的医院住下，孙燕堂看安排的病房小，马上又给她换了一间大的。公公待她一直很好，丈夫出国以后，她就一直住在哈尔滨，与公公婆婆相处很好。

孙越崎在穆棱煤矿工作了5年又8个月，后来他与卜鲁希同时代理了路矿事务所所长职务。这个时期，对他一生至关重要的是，结识了翁文灏先生。翁先生当时是负有盛名的地质学家，1908年，他19岁就在比利时鲁汶大学攻读理学博士。1912年，23岁的他是中国得到地质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人。1927年7月，翁先生到了哈尔滨，当时他担任实业部的技正兼任地质调查所所长职务，知道有这么一个穆棱煤矿，他坚持实地考察，孙越崎接待了他。孙越崎天天陪着翁先生，他对穆棱的地质很熟，煤层啊，岩石啊了如指掌。那几天，他什么事都不做，整天陪着翁先生，白天出外考察，晚上在招待所两个小个子，两个浙江人坐在一张床上，天南海北神聊海聊，俩人意气相投，翁文灏见孙越崎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下，工作成绩卓著。穆棱初创业绩展示了孙越崎杰出的才能。

出国留学不徒虚名

加利福尼亚，这时加州大学已经开学一个月了，不可能再注册入学。他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遇见了一位华人，这位好心的华人，就是后来北京医院副院长韩宝崎的父亲韩文信大夫，后来他给蒋介石、毛泽东都看过牙。在韩的帮助下他们去了斯坦福大学，学校问他是否读硕士学位，他想自己有了在穆棱煤矿工作5年多的经验，以后还要办实业，不会去当教授，研究人员，也不想去政府部门做官，因此，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不那么重要，所以就没有申请读学位。从这可以看出，他的务实的精神。在美国，他饱受种族歧视之苦。这更刺激他要把学业学好，他在来美国留学之前，父亲曾嘱咐他，一定要到旧金山看看金矿开采的情况，他就利用假期时间，来到了旧金山，旧金山原是中国人取的地名，美国人叫它圣·弗兰西斯科，是西班牙语。早在上个世纪中叶，这里就发现了金矿，美国人在中国沿海招募了大批破产的农民和失业的市民。这些华工，对美国西部的开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孙越崎来旧金山访寻的正是这些华工的遗迹。有趣的是旧金山的中国人，大多数祖籍是广东人，广东人特别相信关公，关公是他们的财神，在这里，他看到了一座很大的关帝庙和国内的一模一样，关帝庙耸立在加利福尼亚的山上，使他觉得中国人很了不起。1931年夏天，他离开了斯坦福，从美国西部到东部，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就读，在那里他考察了美国东部的煤矿，还去了洛杉矶，在那里，他第一次看到石油从地底下采上来，这些知识是书本上没有的。

在美国留学，他看到美国的采金术，石油井，采煤技术，使他大开眼界。1931年，他从报上得知中国发生严重水灾，他就组织留学生和华侨捐款，他自己把烟戒掉了，把两年的烟钱，大约是150元，全都寄回了祖国。吸烟对人体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吸烟可促使动脉粥样硬化，孙越崎早年的戒烟，对他的长寿也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到了1933年4月由于日军占领辽宁朝阳，他由于心烦而开烟戒。后来他从报上得知日本占领了沈阳后，他的留学生活罩上了浓浓的阴影。

在美国完成学业以后，他又考察了英法德三国的矿业，从感情上讲，他已离家两年半了，日本人又占领了他家所在的哈尔滨，他是恨不得一步踏上归国之路，可是从理智上讲，他这次花巨资出国留学不读学位，为的就是尽可能多地学些知识和本领。如果不抓住眼下的机会，以后来欧洲学习考察的机会就很难了。

第一站他到了英国，英国人的作风，和美国人大不一样，办事十分严谨、正规。中国大使馆

在法国，他不仅参观了煤矿，而且参观了凡尔赛宫、卢浮宫、拿破仑墓地等名胜古迹。在德国他也住了40天左右，德国的工矿设备和生产技术的确先进，生产煤炭已经在使用卷扬机了，好多矿都是煤从井下运上来直接装车的。后来，他途经苏联回国。

孙总经理

1932年11月，孙越崎经翁文灏介绍，参加南京刚刚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前身，任专员兼矿室主任，职位同少将衔。1933这年9月，他带领严爽考察延长石油矿，当时邵力子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师生见面自然有一份情感，邵力子对他的工作提供了各种的方便。1934年春，国防设计委员会与陕西省商定，成立陕北油矿勘探处孙越崎任处长。孙越崎和赵国宾等三人，在陕北高原调查，每天骑着马在荒山沟壑之中的土道上颠簸，风吹日晒，饱一顿锇一顿，每天要走八九十里，他们共行程800多公里，调查3半个月。这种工作强度，说明孙越崎有一个良好的身体。他们把100余吨的设备运往陕北，从7月9日到9月4日，孙越崎一行历时57天，行程200多里，终将设备完整运至陕北延长和永平。《资源委员会》月刊，第一卷，第二期曾有记载：五座钻机计重100万吨，约合17万斤……全凭孙越崎身先士卒，依靠众人才得以克服这个最感困难之点。后来，那些运输器材的民工有的就自愿留在矿上，加上从天津召聘来的职工，组成了100多人的钻井队伍，这是中国第一支油矿钻井队。在孙越崎的领导下，他应用在国外学习的油矿技术，钻井到100米的时候，油果然出来了，到了112米的时候，油出得更多了，日产量1.5吨。中国人第一次打出了自己的石油。

就在这年的11月他接到翁文灏去焦作中福煤矿任总工程师的通知。焦作煤矿是中国储量丰富，煤质优良的大型煤矿，在中国名列第三。孙越崎初到煤矿时，矿上有一位比利时工程师，名叫道格，当时矿上没有工程技术人员

1935年7月，他的三女儿毛毛，因被矿区医院错打防疫针死去，孙越崎为了矿上的工作并未速归。他心爱的儿子竹生得了急性中耳炎福公司的机器设备

玉门石油城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刚刚爆发，孙越崎以甘肃省石油总经理身份，率领郭可诠、潘志甲、邹明等从重庆第二次来到玉门。他一到玉门，就冒着严寒领着大家，花了一整天时间，详细查看了矿区各个生产现场，最后组织大家讨论。他看大家情绪高涨，便宣布：1942年要生产汽油180万加仑(约合5000多吨)，比1941年提高了9倍，这对抗日战争我国严重的油荒，起到了极大的缓解作用。玉门油矿远离城市，地处戈壁，生产设备、生活给养都要靠内地运输。孙越崎对运输线特别重视，经常到各运输钻去检查，态度非常认真，连站上技术人才和一般技术人才之外，矿上还有学校教员、会计文书、铁工、木工、泥瓦工、裁缝、理发师、酿造师等，各行各业人员的到来，使玉门油矿发展成了一个小社会。1942年，从全国四面八方来的员工及家属为数接近万人。每月需要面粉18万斤，大米4万斤。为此，在孙越崎的倡议下，玉门油矿增设总务处，并且组织员工苦干，聘请农业技术专家，戈壁滩上出现了菜园、果园。从此，员工不但可以吃到新鲜蔬菜瓜果，而且还能吃到自己喂养的牛羊肉、鸡蛋和牛奶了。孙越崎见职工因为米面加工粗糙，常有沙石，吃了患盲肠炎的很多，他便决定建面粉厂，还办起了福利社。后来，老君庙变成了一个小都市，生活日用品，米面菜蔬水果，都有专门的经营。另外还开办了鞋店、布店、豆腐店、酱房、油房、食堂、点心铺、缝衣店和中西药房等。

玉门油矿大部分青年技术人员都是各大院校招聘的毕业生，这帮20多岁的小伙子，凭着爱国抗日的一片热情，来到这偏僻的荒漠，这个人烟罕见的地方。但也有些人为婚姻问题而苦恼。

无情未必真豪杰洗衣店古战场遂使油料产量玉门油田兰州召开了中国工程师学会第11届年会。年会对孙越崎抗战以来，在大后方开发煤炭、石油取得的成绩给予很高的评价，特别是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开发建设玉门油矿功绩卓著，因此授予金质奖章一枚。这是工程师学会成立以来颁发的第四枚奖章。抗日战争胜利以后，1945年9月，孙越崎被行政院经济部、战时生产局任命为东北区特派员，主持接收东北地区的工业企业。从此离开了他经营开创的玉门油矿。

先天下之忧而忧孔子仁者寿

冲过险滩奔向光明

工矿企业，他频繁往返于华北与东北之间。由于历史的原因，他的工业之梦破灭了。

1948年5月，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孙越崎担任了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资源委员会委员长，这年的10月，孙越崎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决定利用国民党社会部在南京召开全国工业总会成立大会的机会，召开一次秘密会议，讨论资委会的去留问题。他对大家说鞍山被解放军工程技术

在国民党统治森严的南京，孙越崎敢于当着几十个人面公开表示对政府的叛逆，看起来似乎不可思议。当时只要其中有一个人出卖他们，后果将不堪设想。这说明孙越崎对资源委员会的同仁有基本的了解和判断。资源委员会在国民党政府中的确是一个特殊的机构，与政界、军界大不相同。

这个单位拥有121个总公司和总机构，是国民党政府中经济实力最强的。职员有32800多人，其中40%以上是大学毕业的技术和管理人才，从国外留学回来的高级人才社会群体，它的文化背景与周围的环境很不相同，所以在国家大动荡中做出了正确的抉择，冒着极大危险拒绝拆迁，护厂护矿。参加过南京会议的除一人外，全部留在了大陆。

李宗仁傅学文华中、华南、西南负责人分发救济款美金208万元。勉励大家坚持到底，迎接解放。6月初，辞职去香港，策动国外贸易事务所起义，同时做翁文灏的思想工作，让他留在大陆。

这年的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新中国成立了，孙越崎人在香港，心在祖国。他于11月4日携家眷乘船北上受到欢迎，奉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财金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在北上的途中，蒋介石曾派四艘小军舰拦劫，因劫错船支，孙越崎免遇不测。到了1950年5月，孙越崎在《参考消息中央机构北京协和医院体检，发现糖尿病，血糖有4个加号，那年他56岁，医生给他开了一份定量食谱，他严格遵守，几个月体重减了30多斤；十几年如一日恪守医嘱，竟然未用药物，就治愈了，而且以后一直没犯。他爱吃蔬菜、水果、鱼、豆腐，从不吃皮(鱼、鸡、肉等皮)。并从不饮酒。后来，他夫人回忆，自从他们结婚起，家里从不用荤油做菜，只用素油做菜。这也许就是孙老夫妇长寿的原因之一。

生命之舟的跨世纪航行

返回祖国后，他全心全意投入到国家经济建设中。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1952年6月，调任开滦煤矿总管理处，任第三副主任。他上任后，深入井下，科学地指挥生产，到1959年共下井

自费旅游昆明小儿子处住了一个月，又到贵阳、桂林、长沙、韶山，最后经武汉回到北京。这次出游，又是看儿子，又是访朋友，一路上饱览了西北、西南，中南的山川古迹，领略了风土人情，游览了大半个中国，他们夫妻都觉得年轻了许多。过了一年，即1973年，再次到沿海旅游。这次是济南、青岛、南京、仪征、扬州、江都、无锡，苏州，又从胥门乘船游了太湖和杭州，还参观了新安江水电站。故地重游，往事重现，老两口在感慨之余，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也就是这一年的10月，为祝贺自己80整寿，与老伴王仪孟，大儿子竹生等爬到北京香山鬼见愁(香炉峰

1976年7月28日凌晨，北京时间3点42分56秒，发生了举世震惊四面墙骨科专家和夫人，都不幸遇难；大儿子孙竹生家房屋没有全倒，得以幸免。仁者寿，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是的，孙越崎迈过人生这一灾难大坎后，又幸福地生存下来。真是好人一生平安。

新时代。此时，孙老在他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向第9个10年迈进了。对于文化大革命，他评说非常大度。他说连开国元勋、国家主席尚不能幸免，我们这些原国民党高级官员还有什么可说的；他说他遇到了通人性的军代表，使他少受了很多罪；他在复杂的人生中保持了一颗净化了的心，获得了一种心灵上的豁达与平衡，安详和谐。他从不在生活中难免出现的缺陷面前去咀嚼个人的悲欢，而只想到民族和国家。这使他在自然、时代、社会等各种无情的力量面前，泰然处之。这样，使孙越崎在坎坷的途境之中得以长寿。1979年任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0年，在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被选为常委，他曾担任过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河北省政协副主席，1981年，任煤炭部顾问，同年被选为民革中央副主席。这年他已88岁了，他参加了北京工人体育场举办的太极拳学习班，结业考试得了全班第二名。平时开会，不管多长时间，他总要站着讲，每次客人走时，他都要陪送到电梯口。从年轻时到98岁，每顿饭他都是自己盛。1983年，90岁的孙越崎认真劲儿不减当年，做事扎扎实实，绝不挂虚名。这年8月，还赴内蒙考察，做了大量实际的工作，回到北京不久，孙越崎迎来了90岁的寿辰。10月16日这天，煤炭部、民革中央和他的家人都给他祝寿庆贺。煤炭部部长高扬文带着生日蛋糕

能源工业

……宋平在会见时说，在孙越崎等负责人的领导下，原资源委员会人员有组织、有领导地起来护矿护产，将所属工矿、企业和财产移交给人民，移交给新中国，是正义的爱国行动，是有功劳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充分肯定孙越崎等原资源委员会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的这一历史功绩。

孙越崎在会见时非常激动，他最后说，人逢盛世精神爽，尽管我们已经老了，但为了改革开放和祖国的统一大业，愿尽绵薄之力。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为了促进两岸沟通，进而和平统一祖国，1988年10月和1990年12月，年过九旬的孙老，曾经两次去香港，通过电话和台湾的老朋友，老部下联系，共叙旧情。1993年，孙越崎实岁百岁之际，陈立夫托人给他送来了祝寿条幅：志诚自仁，仁者必寿。越崎学兄长，时年九十九，陈立夫敬题。

孙越崎是活着的百岁寿星，他的生命之舟做了跨世纪的航行，他在漫长的人生航道上，经历了波翻浪涌，也经历了风平浪静，在任何情况下，都有着自己人生明确的航标：越过崎岖而走向康庄。

长寿之道

孙越崎在一个世纪的历程中，身经目睹苦难的中国从封建王朝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全过程，他的长寿之道是什么？从老人经历中，可以看出有以下四点：1．性格开朗，为人大度。天大的事情来了，他仍旧是躺倒就睡，从未被失眠困扰过。2．争强好胜，勤于锻炼。骑马、跳舞、打太极拳，只要他做，都达到相当的水平。3．饮食规律，不暴饮暴食。4．家庭和睦幸福。夫妻恩爱。生活幸福，事业有成。他在国内有两儿一女，都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贡献津贴。孙老时常高兴地与夫人谈起：“我们还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呢？”

摘自华裔作家张彤禾 作品《我的祖父张莘夫》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时候，我的家人住在重庆。政府的首要工作是收复当时东北已开发的工业基础建设；我的祖父和他朋友及同事孙越崎,　被指派去监督接收东北矿业回归中国的事宜。其中主要的资产，煤矿，在抚顺，一个边远县城。它不仅是中国最大，也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露天煤矿。

这是一项危险的任务。战争结束了，但是另一个战争刚刚开始。国共之间的冲突——战时还能勉强节制——已呈公开化，而华北地区成了主要的战场。共产党占了上风：抗日战争尾声时，苏联军队进入东北，有他们的协助，共产党游击队很快进驻东北，控制了领地和日军撤退时留下的军用物资。地处中国的另一边，国民党的军队在战时总部的重庆无法迅速地回到东北。

本来是孙越崎被任命主持抚顺煤矿的接收，但是他说在别的地方有事，推荐我的祖父代行职责。这个任务对我祖父来说，一定像是命中注定。终于有一个任务能让他一酬今生尚未实现的壮志：留洋学生，矿业专家，东北游子，爱国志士。祖父接受了这项任务，但是他没有告诉祖母他要去哪里。他在出重庆的路上，到他女儿，我姑姑蔼蕾寄宿的高中暂留片刻，和她道别。蔼蕾那时十五岁，并没有太在意这事；她长这么大，父亲一直是离家到别的地方工作。

1946年1月7日，祖父到达沈阳，东北最大的城市——十五年来第一次回到家乡。一位名叫董文琦的老朋友，时任沈阳市长，警告祖父要当心。“你从重庆来，”董文琦说，“你不知道这里是什么情况。”还有一个苏联那边的联络人也提醒我祖父要小心。那个苏联人告诉他应该等抚顺的安全状况改善稳定些再去，我祖父在沈阳逗留了一个星期。

接着就有了谣言，人们议论着说他害怕：他一路来到沈阳，却什么也不敢做。1946年1月14日早晨，东北经济委员会的上司打电话来询问这项被搁置的任务。我的祖父听到有人暗示他怯懦胆小，大为光火，当天便和六个矿业工程师及当地几个铁路上的警卫出发去抚顺矿区。到了矿地，他们实际上成为“囚犯”，由相关的人看管。两天里他们一事无成。1946年1月16日上午，我的祖父和他的团队仍然被人监视着，上了回沈阳的火车。当夜九点左右，有武装士兵在抚顺西边一个荒废的站台登上这列火车。他们命令我祖父和他的同事们下车，把他们押到附近的山坳里。在那黑暗的冬夜，在东北的荒野里，士兵们用刺刀将他们刺死。

我的祖父临死的时候说了几句话，据当时的报纸报道说。“我是中央政府派来的，”他说，“为国捐躯，我死而无憾。”

在重庆，没有任何消息。一天，我的祖母去庙里为杳无音讯的丈夫算命。寺庙香客会投掷两根木签，它们掉下来搭成一个特定的组合，然后抽一根印着数字的竹签。那个数字对应一个命数，用一首通常语焉不详的诗来表达。命数分好坏，从最好的“上上”签到最坏的“下下”签。

那一天，我的祖母算出来的命是“下下签”。那首诗的意思太明显，以至于我的父亲，那时才十岁，一直记得很清楚，直到六十年后还能一字一句背给我听：“昔日行船失了舵，今朝依旧海中寻。若然寻得原物在，也费工夫也费心。”

在沈阳，谣言传遍了，说我的祖父和他的六个同事已遇害。祖父的朋友沈阳市长董文琦，接到那个地区苏联军队指挥官的电话。董文琦去了一趟总部,　四十年后在他的回忆录里，他回想起那一幕：“我看到院子中间停着一辆卡车，里面装着一具棺材，用黑布裹罩。我跳上卡车，打开棺材；毫无疑问，这是莘夫。他还穿着我和他在北平（北京）一起做的那套深蓝色中山装。他的身体被刺了十八刀。”

祖父的遗体被洗净，也拍了照片：照片中可看出许多刺刀伤口和手臂被捆绑过的勒痕。他的棺材被送到沈阳的关帝庙，停了三个月，供民众瞻仰。董文琦写道，“他身受十八刀时穿的血迹斑斑的衣服挂在庙里给人们观看”，“为了加强指出对敌人的悲愤仇恨”。他的尸体的照片被广泛传播，也有宣传的用意。当祖父被刺杀的消息在1946年2月爆开后，大批中国学生在各大城市游行示威，要求苏联军队撤出东北。在重庆，有将近两万学生抗议这次暗杀，抗议在东北的苏联势力。远在半个地球之外的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　邱吉尔在那年3月5日发表了他著名的铁幕演说，还引用苏联这次在东北的恶行证明其居心叵测。

这件谋杀的谜团从未解开。国民党坚称是共产党杀了我祖父和他的团队，是为了儆示国民党政府不要涉足东北。而共产党，反过来说是国民党为激起民意反对共产党所以导演了这幕暗杀。苏联谴责当地的流氓集团干出暗杀的勾当。没有人肯承认谋杀了一群手无寸铁的平民——这种懦弱的作法似乎也是典型的中国人的政治手腕。目的不必明说，但用意照样清楚——过去的战事结束，新的战争开始了，祖父的死只是后来许多次杀害的开端而已。

我祖父的儿女们仍记得他们听到噩耗的情景。一个冬日下午，他们的母亲被一个朋友叫出去。她回来，走进她的卧室，开始放声大哭，孩子们都听到了。然后她从房间里出来，把孩子们聚到她身边，告诉他们，父亲被杀了。“不要担心，”他们的母亲说，“有我在。”她也告诉孩子们他们再也不会看到她哭。

祖父去世之后，我的祖母开始参加公众活动——从某些方面来说，宽阔的舞台非常适合她坚强的性格。她当选国民大会代表，很多时间都待在南京。她还一度经营销售煤来补贴家用。她说话算话：孩子们再也没有看到她哭过。但是她的头发变得灰白，开始抽烟，抽得很凶。一夜之间，在孩子们眼里，她变老了。庙里的签语在这一点上说得真准：“若然寻得原物在，也费工夫也费心。”

祖母说孙越崎，我祖父那个没有去抚顺的朋友,他于1949年投奔共产党，后来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许多年后，我的父亲告诉我，他又得到了孙越崎的消息：“我来美国在IBM工作后，孙越崎给我寄了一张圣诞卡。他说我下一次来北京他想跟我见个面。我没见他。我拒绝和他见面。”

孙越崎科技教育基金(以下简称基金)于1992年10月16日建立。基金是为了纪念当代工矿泰斗孙越崎先生70多年来为中国工矿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由朱学范、钱伟长、程思远等20位知名人士及能源界领导倡议而设立的专项基金。基金的宗旨是支持和资助能源科技教育活动、奖励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培养科技人才、促进中国能源科技教育事业的繁荣和后备人才的成长，以实现孙越崎先生发展科技教育、振兴中华的宏伟愿望。

孙越崎基金委员会设有孙越崎能源科学技术奖，1992年设立，2001年根据《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管理办法》由科技部批准登记备案，包括能源大奖、青年科技奖2个奖项，另设煤炭、石油高等院校优秀学生奖及家乡教育奖，每年评审、颁奖一次。

儿子：孙大武

女儿：孙叔涵

女婿：朱丕荣

侄儿：孙孚凌

侄孙女：孙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