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学术界的讨论的焦点是作者的北人与南人之争。北人说中，主要有秦人创作说和中原洛阳人创作说。顾颉刚在《禹贡全文注释》称，“《禹贡》作者的籍贯同《山经》作者一样，可能是秦国人”。而郑德坤和日学者小川琢治则认为，《山经》中多对中原地区山川、矿产的记述，从而得出中原洛阳人创作的观点。

南人说中主要有巴、蜀人说，楚人说。吕子方、蒙文通是巴、蜀人说的代表者。吕子方以“大荒”“海内”多有记载巴、蜀之地的事迹为证据，提出巴、蜀人说。而蒙文通则认为《海内经》四篇是古蜀国的作品，“大荒”巴国作品、《五藏山经》和“海外”四经是接受了巴蜀文化以后的楚国人的作品。楚人说的代表袁珂先生认为书中所写神话故事与屈原作品《离骚》、《天问》、《九歌》等关系密切，且行文中多用楚地之语，如《海内经》中关于都广之野的记载，“播琴”一词就是出自楚地，楚地的人称呼“播种”为“播琴”，另《西次三经》中“服之使人不厌”一句中，厌俗称魇，是四川人说的发梦颠。另书中对颛顼和黄帝的记叙极多，相传这被楚人供奉为祖先。

据其统计，全书记叙颛顼事迹的有17处：《海外北经》1处、《大荒东经》1处、《大荒南经》2处、《大荒西经》6处、《大荒北经》5处、《海内经》2处，明确记叙黄帝事迹的有14处：《北次三经》1处、《海外西经》2处、《海外北经》1处、《大荒东经》2处、《大荒西经》3处、《大荒北经》2处、《海内经》3处，书中称为帝而实际应指皇帝者9处：《西次三经》“是为帝之下都”、“实为帝之平圃”“帝乃戮之钟山之东”，《中次三经》“实为帝之密都”、《海外南经》“为帝司夜于此野”、《海外西经》“刑天与帝争神”、《海内西经》“帝乃梏之疏属之山”、“帝之下都”、《海内经》“鲧窃帝之息壤”。

北人说和南人说以外，一些学者提出折中的见解，他们认为《山海经》在成书、流传过程中，既有北人的加工，同时也经历了南人增减。

学者萧兵著文称：《山海经》结构上观点模糊，节段松散，句式零乱，韵散夹杂，缺乏象屈原赋那样明确而统一的思想、情调、构思和语言风格，并提出《山海经》包含南、北方大量资料信息，仅仅是北方人或南方人是无法创作出来的。

上世纪二十至七十年代，一批学者对《山海经》的成书分别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学者陆侃如撰文提出：海内外经八卷作于西汉《淮南子》之后刘歆之前，大荒海内经五卷作于刘歆之后郭璞之前，《五藏山经》是更早的作品。

茅盾认为：《五藏山经》成于东周，海外海内写于春秋战国之交，大荒海内经五篇成于秦统一之前。其后闻一多提出了《山海经》是汉代典籍的观点。蒙文通在其《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一文提出：大荒海内五经写作时代最早，大约在西周前期，海内四经在西周中期，《五藏山经》和海外四经作于春秋战国之交。

袁珂在《<山海经>写作时地和篇目考》一文中明确指出：大荒海内五篇部分成书最早，约为在战国初年或中期，五藏山经海外四经稍迟，在战国中期以后，海内四经成书于汉代初年。

上世纪80年代至今，对《山海经》成书这一问题的讨论更加活跃，研究方法也更加丰富。顾颉刚、谭其骧通过《禹贡》与《山海经》的比较研究得出《禹贡》成书早于《山海经》的结论，后者更是明确提出“《山海经》成书的具体时间应该在秦统一六国之后，正在对南越用兵而尚未完全征服的时候”的结论。

任乃强在《论<山海经>成书年代与资料来源》中，通过对《淮南子》等文献资料的佐证，得出“《山经》成书与《准南子》同时，汉武帝初年，已有《山海经》，但那时只有《山经》与海经合成一书，大荒经五篇可能是宣、元、成三帝时被海内外八经收入其中，时间约在王莽执政之后，刘歆改名以前”。

赵璞珊将《山海经》中的医学知识进行集中整理，通过与商代卜辞的记载和西汉早起出土的文献综合比较，推断《山海经》成书时代在“春秋战国之交，或者还要早一些，即春秋晚期作品。”同时还进一步断定，“《山海经》不一定是出自当时的理论大家之手，而很可能是一些对当时自然界各种现象充满乐趣的人写作的”。

有的学者主张今本《山海经》各篇结构就是成书的先后顺序。其中，主张《山海经》成书于虞夏的观点较为兴盛，徐显之在其《山海经探原》中认为：《山海经》草创于禹益，完善于春秋战国之际，以后历两汉魏晋，又续有增益。

当代的学者普遍认为：由于《山海经》内部所体现出的整体性和差异性，可以推论出，《山海经》是由民间口头文学流传而来，人们从荒蛮的远古时代起口耳相传，一代一代在流传的过程中不断演变增益，最后才见之于文字。成书约在战国之前，成书后仍不断经后人修改增订而成。

关于《山海经》一书的性质，众说纷纭。

从《汉书》到《新唐书》的记载，《山海经》一直被视为具有实用价值的地理书。汉代刘歆在其《上<山海经>表》中他指出：“《山海经》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后世的《隋书·经籍志》以及不少史书，也把它列入地理类。

而《汉书·艺文志》则把它列入数术类刑法家之首，与《相人》、《相六畜》之类的巫卜星相之书混在一起，《宋史·艺文志》将之列入五行类。

明清时期，《山海经》有着“古今语怪之祖”、“小说之最古”的评价；明代学者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称它为专讲神怪之书，即“古之语怪之祖”。

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称它是最古的小说，云：“究其本旨，实非黄老之言。……诸家以为地理书之冠，亦为未允。核实定名，则小说之最古者尔。”

晚清时期，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将它看作是历史著作，列入“古史类”。鲁迅先生则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山海经》“记海内外山川神祗异物及祭礼所宜……所载祠神之物多用糈，与巫术合，盖古之巫书也。”并说，“中国之神话与传说，今尚无集录为专书者。仅散见于古籍，而《山海经》中特多”。

而在近代至当代，《山海经》会根据研究者的研究方向和理论，有着不同的性质，其中，该文献最具代表的性质为“上古时期的百科全书”。

在该时期，《山海经》的内容被认为是真实的，里面记载的山川河流甚至异物都是可信的。

在该时期，《山海经》逐渐被看作是虚构的作品，由于人的认知不断提高以及明清小说盛行的影响，《山海经》的可信度逐步降低，被归入小说之流。

在该时期，《山海经》根据研究者的研究方向和理论有着不同的定位；由于随着西方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传入，所以许多学者在研究《山海经》的时候将其视为各种学科的综合体，运用不同学科的理论，分析归纳出各种成果。

《山海经》共一十八卷，约三万一千字，由主要由《山经》与《海经》两部分组成，并又分为四大部分，分别为：

《山海经》各个篇章分别为：

《山海经》文本内部呈现为平面铺排式的网络状，根据结构性质，可分为三个层级：

一级结构为《山经》和《海经》两部分。其中《山经》的主要内容是山川地理、矿产，以及奇禽异兽、怪蛇怪鱼、奇异的花草树木等；《海经》主要记叙海内外禀性及外形都十分奇异的国家和民族以及神奇事物、神话历史。

二级结构即《山经》和《海经》的下位层次，其结构安排规律为：

三级结构是各经以内部的线索进行展述：

随着世界各学者的研究，《山海经》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主要表现为：

1、《山海经》 的研究，冲破了原有的地理范围，从中国圈、亚洲圈扩大到世界圈。

2、改变了视《山海经》为神话、传说、巫书的旧说，而认定《山海经》有一大部分是信史，是一本上古世界文化大观。

3、与国外及其它学科研究开始接轨。

4、进一步揭开世界文化之谜。

《山海经》不仅是一部经世文献，同时也是一种文化，并在各方面体现。

1987年9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为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宝贵遗产，发行名为《中国古代神话》志号为T.120的特种邮票。全套6枚，描绘《山海经》的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等神话故事。

2019年8月6日，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推出《中国古代神话（二）》特种邮票1套6枚，志号：2019-17，主要摘取《山海经》中的大禹治水。

2021年10月21日，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运会组织委员会公布纪念徽章等赛事周边，其中徽章摘取《山海经》中的夸父逐日、大禹治水以及其它上古神话作为核心进行设计。

2018年11月16日，《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上映；在该影片中，制作团队将《山海经》的中国古代神兽“驺吾”融入其中，并生动展现于观众的面前。

2019年10月25日，2020春夏中国国际时装周在北京开幕；不少设计师用作品演绎了“中国风”，其中更有的以《山海经》中所描述的山海奇景、神异怪兽为灵感，灵动精巧、古风盎然。

2021年10月17日，“山海经”大型地景装置艺术展在北京金汤长城脚下的全新概念艺术文化聚落启幕；以艺术家邱启敬为首的团队，通过汲取《山海经》的图像和文本内容，在该地摆设60只巨型神兽雕塑作品，科普及介绍神州大地的神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