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白情去的是柏克利加州大学，选修的是“近年社会改造学说”。看起来，康白情难以忘怀自己在社会活动方面的风光。到美国后，他仍然不断地与在美的“少年中国学会”积极分子，如张闻天、袁同礼等人保持联系，关注并探讨政治。

他在赴美国途中，经过日本时，曾与日本共产党联络。

人在美国，更与美国共产党主动联系。但都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最后还是在旧金山找到了有中国背景的政治势力——洪门帮会，成为旧金山洪门致公堂的一员。他想利用该组织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实际上，他对这类组织并不陌生，他的家乡四川安岳就是“袍哥”的中心之一，他在11岁就曾“参加”进去。1923年7月，康白情拉上加州大学的几个中国同学，发起组织了一个新的政党——“新中国党”。28岁的康白情，自任“党魁”，以西方各地的唐人街为重点着手发展组织，并在上海、北京等地设立党部，四处拉拢各国留学生入党，如刚到法国的老乡李劼人就被说服加入。一时间，这个以帮会为基础的“政党”居然声色颇壮。康白情自以为本钱丰厚，抛却加州大学的学业，于1926年以领袖身份傲然回国“指导”工作。没有康白情居间穿针引线，这个以华侨社团为基础的“政党”，顷刻间就土崩瓦解了。

康白情最终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不仅学业荒废无成、组织消弭无形，而且失去了昔日老师蔡元培、李大钊等人的信任。

走投无路之下，他曾致书北洋政府段祺瑞，陈述对国事的主张，后深感此事有违己愿，便去山东大学任文学教授；以后又辗转广州、厦门，在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任教职。

抗战期间，康白情躲避战乱跑回四川老家，曾在军阀刘湘幕下为僚。40年代末，他又出川到广州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彻底断了政途之念。

新中国建立后，康白情先后在中山大学、华南师大担任文学系教授。

1957年“反右”时，康白情被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他被勒令离职返乡；迁延时日，他才北上长江，转船溯江而上，行至湖北巴东，因病不治客死途中，时在1959年。

康白情，诗人，字洪章，四川人。初期主要诗人，新潮社，少年中国学会干部，有新诗集《草儿》，后改为《草儿在前》集。一九二三年以后，遂脱离文坛，近且专作旧诗。

——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

1896年4月9日（农历2月27日），康白情出生于四川省安岳县来凤乡井家沟。原名梓纲，命名树嘉，曾用名叔良，洪章，字白情，笔名愚庵。

8岁开始在家塾和小学读书，并受诗教。11岁参加了洪门哥老会（这是一个以反清复明为号召的带有封建色彩的帮会组织）。

小学期间，学习儒家著作，并逐步萌生叛逆精神，向往革命。9岁时，因不服塾师用“界方”打人而逃学，并质问塾师此举出在哪一部经上。母亲为此一面纺纱，一面比古诓他：“梓儿，我还要靠你呢！你淘气不读书，我怎么能靠你？”他听得惊醒流泪，从此就再也不逃学了。

16岁小学毕业后，先后在三台县潼川中学、成都省立师范读书，后考入四川工业专科学校应用化学插班，不过一年，因肺病辍学，回家休养一年半。

20岁时与张瑞仙结婚——张氏，1897年生，乐至回澜乡人。张氏陪侍女黄氏。张氏终生未育，康白情独生女儿后为黄氏所生，至今在世。

1916年夏，康白情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视野更广阔地接触了社会。这段时间所作的诗中，对贫富不均深感不满，萌发了拯救中国的思想，并疾呼“人间遍地尽荆榛”，以“敢忘起舞鸡鸣候”来自策。

1917年夏，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就读。同班同学中，朱自清改行做文学，顾颉刚改行做历史，陈公博改行搞政治，最后当了汉奸，身败名裂。据当时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教育总长的章士钊评论：新文学运动中，散文成就最高的是周作人，新诗成就最大的是康白情。

据说，这一次考北大，他国文和英文考第一，数学考零分，学校不录，胡适以辞职相胁而破格把他录取的。12年后钱钟书考清华也是如此，国文英文特优，数学15分，校长罗家伦（康白情的北大同学）打破一切规定，破格录取。

1918年初，作“溅我黄儿千斗血，染红世界自由花”句，表达了投身革命的决心。

1917年，胡适、陈独秀等人以北京大学作策源地，以《新青年》杂志为发言台，展开了一项予中国近代文化发展决定性影响的文学革命运动。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在天安门集会游行，痛打卖国贼，火烧赵家楼。跟着，全国学生罢课，商人罢市，逼迫北京政府官员俯首认罪。这便是大家熟知的“五四运动”。这两大运动的相互激荡，使原来文学与政治等比较狭隘的意义酝酿扩展为整个文化上的意义，启导了中国近代的“文艺复兴”。由于此一潮流的演化，在文化界先后出现了不少的文学社团和报刊，这些刊物对五四运动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新青年》和《新潮》，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

1918年10月，傅斯年最先找罗家伦、康白情两位研究办法，商议办杂志事。康白情参与其事。11月，再召开筹备会议，着手筹办，并得到李大钊、陈独秀支持，并聘请胡适作顾问。康白情被推举为杂志社干事部干事。12月，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等北大学生正式成立“新潮社”。从此，康白情开始在《新潮》上发表大量的文章和诗歌，鼓吹文学革命，思想解放，产生了巨大反响。

如长篇论文《论中国之民族气质》《太极图与phallicism》《难思想律》《大学宜首开女禁》、《北京学生界男女交际的先声》《南游漫记》《新诗的我见》等；新诗《草儿在前》《送客黄浦》《鸭绿江以东》《送许德珩杨树浦》《庐山纪游37首》《别少年中国》等。

在“新潮社”里，康白情除了发表论文和大量诗作之外，又参加了由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人发起的“工读互助团”工作。此一团体是为当时的北京穷苦青年而设计的，实行半工半读，以达到“教育与职业合一”的理想。这一运动的执行者大部份都是新潮社的社员，其中以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杨振声、俞平伯、康白情最为积极。

“新潮”在宣传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的同时，还刊载了大量的文学创作和翻译文学的作品。新诗的创作是每期都有刊载的，康白情、俞平伯写得最多，后来都有专集出版（如康白情《草儿》、俞平伯《冬夜》）。“新青年”同仁供给“新潮”稿件的，除了鲁迅和李大钊外，还有王星拱、胡适、周作人、沈性仁。《新潮文艺丛书》出版了冰心诗集《春水》、鲁迅译作《桃色的云》、小说集《呐喊》。两个月后破例再版学术力作《中国小学史略》上、下卷。鲁迅给了“新潮”最大的支持，供给的稿件最多最好，并兼及设计、校对等方面。

1919年春，北大学生会成立。北大的学生救国会全体成员都参加了。新潮社的成员不是学生救国会的，在李大钊同志的促进、说服下，都参加了北大学生会，并派罗家伦、康白情为代表。北大学生会在五四运动中起了重要的组织、领导作用。

这年春天，康白情偕王光祈、李大钊、潘力山游通州，吊抚城，抚唐塔，览运河，徘徊不忍去。李大钊喟然叹曰：“古之人天下有故，则逐鹿中原，亦一乐也！不知我辈当彼则何如？”这一席偶谈，触发了康白情的感兴，故作七绝“偶谈”，抒发自己的抱负，并写“浪淘沙”一首，有“尽将清泪洗年华”之句。

“五四”以后的第三天，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会址设在马神庙北京大学二院。“学联”的名词从这一天起就开始存在了。学联开会，经常出席的各校代表就有：北大的黄日葵、段锡朋、许德珩、易克嶷、张国焘、康白情、陈宝锷等轮流出席；清华的罗隆基、陆梅僧；法专的祁大鹏；俄专的瞿秋白；汇文的瞿世英；工专的夏秀峰；高师的熊梦飞；高师附中的赵世炎；农专的顾文萃；铁路管理学校的郑振铎。五四运动如火燎原般地发展起来了。

六月初，全国学联在上海成立，由7人组成的理事会继续领导学生运动。

由于全国学联办事乏人，迭经电催，康白情于6月初赴上海，并任全国学联文书股主任职务，履行职责。于9月底返回北京。

五四运动落潮后，康白情依然是个活跃分子。自少年中国学会成立后，从6月初开始，他因学生会的事，南来北往，穿梭于济南、南京、上海和杭州之间，为国事奔忙，历时3个多月。这期间，他写了大量的文章和新诗。

“少年中国”的中国少年

1918年5月，中国留日学生3000多人，因不满日本寺内内阁与北洋政府密议《中日军事密约》，引起强烈冲突，纷纷罢课回国。回国后，曾琦等人便发起“留日学生救国团”，设总部于上海，创办“救国日报”，并打算在京津一带设立分部。后因京津一带在段祺瑞政府控制下，无法活动，乃改变组织形态，发起影响后来五四运动至巨的一个学会——“少年中国学会”（简称“少中”）。

1918年6月，各大学一部份学生、教授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有李大钊、王光祈、陈愚生、曾琦、雷宝华、孟寿椿、康白情、邓中夏、田汉、宗白华、袁同礼、徐彦之、左舜生、李珙、周佛海、周炳琳、黄日葵、许德珩。

1919年7月1日，在北京宣武门内回回营2号陈愚生宅内召开成立大会，由王光祈为会议主席，议决“本学业会宗旨，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

并由大会选举王光祈、陈愚生为执行部正副主任，曾琦为评议部主任，左舜生、宗之魁、雷宝华、易克嶷为评议员；李大钊、康白情为编辑部正副主任，编印“少年中国”月刊；徐彦之、黄日葵、陈愚生、袁同礼、孟寿椿、苏甲荣、王光祈为编辑员。具体编辑事务由王光祈代理。几个月后，王光祈赴美留学，康白情资助其旅费。月刊从第1卷第5期起，由康白情主编了半年左右。

“少中”的会员包括北大、清华、南京高师、武昌高师、成都高师、长沙师范、日本帝国大学、早稻田大学、巴黎大学、里昂大学、柏林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上海复旦大学等校学生。因此，大会后，分别在成都、重庆、上海、南京、济南、东京、巴黎成立分会，伦敦、纽约亦成立通讯处。

“少中”的左翼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有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毛泽东、黄日葵、张闻天、蔡和森、刘仁静等。

“少中”最盛时会员有107人，都是20多岁的青年人。

“少中”主要成员除曾琦外，文学艺术方面还有我国现代音乐运动的第一个理论家王光祈，诗人、散文家朱自清，哲学家及诗集《流云》的作者宗白华，哲学家方东美，诗人及散文家易君左，中国话剧运动的先导者之一，后以“谢瑶环”、“海瑞罢官”被文革清算的田汉，三十年代与郭沫若联合创立“创造社”的郑伯奇，以及“新潮”诗人康白情。

作为“少中”会员的康白情，虽不是首脑人物，如王光祈、李璜，但史料上显示，他似乎是这个团体中相当活跃的成员。“学钝室回忆录”上，有一张“少中”会员的团体照，康白情坐在首排居中，与左舜生、曾琦、宗白华并肩，仪态轩昂、目光炯炯，眉宇间流露出一种逼人的英气。

据陈毅的留法同学金满成的妻子陈凤兮撰文回忆：1919年7月初，四川省30名公费留法生，30多名自费生，各自辞别父母亲人，约了时间在重庆集合，60多人坐轮船来到上海，住在放暑假的南洋中学内，在上海足足等了两个月的轮船。

陈毅和他的同学认为，到了法国后，中文书难买，就去买了两箱线装书。买书后，他们听了吴稚晖、张溥泉用英语给他们演说了两场，陈毅并不在意。而康白情的一次演讲，却把他触动了。当时康白情的“草儿”刚出版，五四运动刚过去不久，康白情由北京来到上海，集合这批将出国的年轻人，作鼓吹新文化运动的演讲。陈毅听后很激动，马上找金满成谈“新青年”的问题。康白情介绍他们读的书，陈毅尽可能地买。到了巴黎，还念念不忘读康白情为他们推荐的一些书。他常告诉金满成，说他以后不再作旧诗，要成为一个有新思想的新青年。

在康白情诗集《草儿》上，有很多诗是写当时他和“少中”会员的交游情形的。如“送客黄埔”中提到的“寿昌”（田汉），“送曾琦往巴黎”中的“慕韩”（曾琦的字），“慰孟寿椿”中的孟寿椿，“送许德珩杨树浦”的“楚僧”（许德珩的字），“卅日踏青会”的左舜生，王德煕，张梦九，张闻天，“送王光祈、魏嗣銮往德意志，陈宝锷往法兰西”的王光祈，时诊（魏嗣銮的字），剑倏（陈守锷的字），“日光纪游11首”的日葵（黄日葵）等，都是“少中”的中坚会员，真是一时硕彦。从康氏与这些人过从之密，交游之繁，可以想见他当年活跃的情况。

1920年，上海棉纱大王穆藕初捐款保送北大毕业学生六人赴美国留学，这笔款子乃是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向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简召南募得的。由蔡元培、蒋梦麟、胡适之、陶孟和四人组织了一个委员会，进行选送事宜。所选送者为汪敬煕、段锡朋、罗家伦、康白情、周炳琳、孟寿椿6人，均系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汪、段是民八毕业，罗、康是民九毕业，孟则是民十毕业。他们6人除孟寿椿外，余皆于民国9年10月搭乘“Cilina”号启航赴美，故当时有“新五大臣出洋”之称。（注4）这种放洋游学的机会，对当时知识青年而言是人人羡慕的。岂料当船停泊在日本横滨，康白情心血来潮，一个人离船趋访当时正在日本念书的田汉，两人异地相见，杯酒言欢，终至烂醉如泥，竟然耽误了船期。康白情只好改乘下一班船到旧金山。这一段颇能代表康氏诗人气质的趣话，李书华先生在“悼汪敬煕先生”（民57年12月13卷6期“传记文学”）和陈敬之先生“文苑风云五十年”中均有记载。

康白情抵旧金山后入加利福尼亚大学，“草儿”的“自序”便是1921年10月在加大本部柏克莱写成的。他进入加大大学院，选修“晚近社会改造”。因与刘英士同住柏克莱，故与刘合伙翻译欧美名著，以版权税弥补生活费之不足，或抽工夫去作些劳工补缺。

当时游学的风气很盛，中国学生在外国念书，不像今天那样孜孜于学位的追求，只是东看看西看看，搜集搜集材料，对于国内政治现状改革的狂热，则远超过学术的钻研。康白情也是如此。据陈敬之先生的记述，康白情到旧金山不久，随即展开了政治活动，他一方面与华埠洪门帮会的重要组织“致公堂”取得联系与合作，一方面劝说孟寿椿（少中会员），康纪鸿等与他看法接近的加大中国同学，联合创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取名“新中国党”，自己担任“党魁”，并用“康洪章”名字以引起国际间的注意与重视。据说，康白情在美从事政治活动用“洪章”而不用“白情”，乃是因为他很钦慕清末名臣李鸿章。民国初年，李在国际社会仍有些残余的声誉。洪章与鸿章，字异音同，译成英文则产生有利的联想。康氏此举，有借李鸿章以加强号召、抬高自己的意图。

康白情组党并从事政治活动的经费来源，绝大部分由“致公堂”支给，由于华侨帮会的援助，一时“新中国党”的声名大噪，不但在华埠社会活动频繁，在国内上海、北京等地还遍设党支部。康氏并亲自回国指导活动，加强声势。在中国政界，一时引起了很大的骚动。这是康白情最引人注目的“巅峰时代”，也是他事业从升弧走向降弧的时期，以一个诗人而侧身中国政界，谈何容易！由于当时国内政坛的复杂纷扰，诡谲多变，民国14年以后，这个“党”终于化为一片泡沫，永远消失在中国的政海中了。

1922年5月，美洲中国文化同盟在卜技利开成立大会。加入同盟的团体及代表是：“少中”康白情，王崇植，国民杂志社孟寿椿，丙辰学社潘大道，新声社王启润，曙光社宋介，工学社柳报青，科学社郝坤巽，明星旬刊社（代表尚未定）。主任康白情，书记孟寿椿，会计童启泰，交际郝坤巽。

6月美洲中国文化同盟与致公总堂签约合办“大同报”，总编康纪鸿，编辑张闻天（张未到任前由郝坤巽暂代）。

当时散居于国内外原少年中国学会及其他团体会员，在如何立国问题上，意见相左严重，派系逐日增多。针对此情况，康白情作“团结论”长文，载“少年中国”第3卷第9期。这是一篇研究作者思想的重要文章。从他的“论中国之民族气质”到“团结论”，隐约可见他从一个进化论者向阶级论者靠拢的思想轨迹。

1936年，斯诺在陕北窑洞采访毛泽东时，毛泽东对他说：“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管理员说南方话……我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时候，还遇到了康白情，他后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加入了三K党！！！”

康白情在解放后写的材料提到，他在美国的活动，既得罪了蒋梦麟等人，也使加拉罕大使和友人李大钊误会，回国后不得不投靠当时在北洋军阀政府中任教育总长的李大钊，做了一段时间的法制委员，国政商榷会会员。

康白情在检讨这段历史时，自认这是“平生最痛”的事。人生道路上错走了这一着，日后就不得不“借树遮荫”。在1930年至1935年的六年间，康白情浪迹江湖，行踪诡秘。这是一段“借树遮荫”最突出的历史。

在政治上铩羽的康白情，心情是沉重的。北京上海待不下去，加大的学业似也难以为继。彷徨了一阵子，决计回四川老家。当时川军将领刘湘声势颇大，康白情竟投效刘的麾下，当起“旅长”来了。以一个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五四运动的健将之一，中国新诗坛的先驱者，当年选拔赴美深造的“新五大臣”，堂堂“新中国党”的党魁，竟然改弦易辙，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甘心做军阀的帮闲者，实在令人百思不解。

他这次回川是1926年夏，31岁的康白情回到了阔别10年的四川。当时成都新闻界以热情的态度来欢迎他。报上的大标题有“欢迎中国思想界的巨子、五四运动的健将、新潮诗人康白情回乡……”。

据说，康白情在刘湘帐下不久，便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身心受损，意志消沉，无法自拔，终而潦倒一生。

旅长干了一年，又转任刘湘兼理的一所行政机构里的幕府（秘书长），继续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浑噩”地混日子，直到国民政府北伐统一，他才出川，到上海再度改行经营商业，开了一个“四川土产行”，卖起榨菜来了。在35岁至40岁这六年，还先后作过上海蜀丰人参银耳公司总经理，粼水中学教员，期间也曾习中医和游历。1934年前后曾在上海办过小报，并发表旧诗若干。

1935年秋，经北大同学和留美同学吴康介绍，任中山大学教授，不久又因“政治犯”关系而被解聘。

1936年夏至1938年夏，他来往于汉口、广州之间，任禁烟督察处缉私室额外秘书，支取干薪。

1938年秋至1941年夏，再度任中山大学教授兼系主任（师范学院），其时正值抗日期间，随校到昆明。又，1980年8月著名作家徐中玉写的自传材料中谈到，他当时“考进了当时迁在云南徵江的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当时兼任这个所导师的有李笠、冯沅君、陆侃如、康白情、穆木天。

1941年秋至1946年冬，在昆明市猪毛工会任书记，兼任南菁学校教员，云南绥靖署上校参议。

1947年，52岁的康白情又来到广州，蛰居羊城。

新中国诞生后，1950年1至8月，康白情在南方大学，即今华南师范大学学习。9月回广东文化大学任教授兼教务长、文学院院长、系主任，直至1951年1月。1951年2月在华南联合大学任教授兼文法学院院长、新闻系主任，直至7月。同时编订《尺八集》。8月，调海南岛任师专教授。1953年夏，康白情作五绝《读〈湘君〉〈湘夫人〉》：“美人年八十，瑶瑟怨正多。白头成虚誓，吾欲叩香娥！”同年秋，康白情任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直至退职离校。

1956年春，康白情应华南师范学院院长陈唯实柬邀，随本院诸多教授同事春游，以“清明即事”作总题，即兴赋诗。康白情作七绝《花埭浏览》：“集体游春一舸行，‘白花齐放’度清明。生逢毛泽东时代，郭外新秧分外青。”

1958年3月，康白情被划为右派，5月退职离校。8月，康白情携夫人黄氏，从上海乘船，溯长江而上至重庆，但因曾患肺痨早已复发，江上数日，年老将息不便，加之政治风雨袭扰，精神抑郁，心力交瘁，病倒在船舱。

他那英俊的脸膛刻上了人生的忧郁和岁月的风霜……客轮就要进入湖北省巴东港，距三峡不远了。他贪婪地听着隆隆的马达声和潺潺的激水声，两眼不转睛地盯着船窗，那模糊的起伏的连山冷漠地往船后走去，让他回忆起那逝去的漫漫人生路……

康白情住进巴东港旅舍，服药已无济于事。弥留中，他两眼紧紧盯住窗外那萧疏的大山……

倏尔间，康白情永远闭上了那双睿智而美丽的眼睛，时年63岁……1979年，中共中央为他平反昭雪。

《草儿》是我去年间作的新诗集，随兴写声，不知所云……《草儿》是去年间新文化运动里随着群众的呼声，是时代的产物。要是有功呢，是当时社会的；要有过呢，过去的我不能负其责……我不过剪裁时代的东西，表个人的冲动罢了。

自由吐出心里的东西，我不是诗人。

——《草儿》自序

康白情序于加利福尼亚大学，1921年10月5日

这是作者的自谦之词，但在字里行间，好象在付梓之前，他已经臆测到他的诗集问世后毁誉参半的社会反应。但诗已成，或褒或贬随他，不是诗人应该关心的了。这自然也是一种洒脱。

“草儿”中的白话诗，几乎全部作于1919年和1920年，两年之间写了117首，康白情当年的艺术狂热由此可知。但也由于过于多产，良莠不齐；有超出同辈作家写作水准之上的，也有劣作，这便是康氏受到文学评论者和文学史家重视的原因。而另一方面，不少人也因他的写作态度轻率、急就而引为诟病。梁实秋先生的“草儿评论”指出“《草儿》里的诗有一半算不得是诗”，痛加指摘，几乎否定了康白情的诗人身份，原因也在这里。

实际上，在那个年代写诗的人，大多都是抱着“但开风气不为师”的态度，仅凭着一股热情，纵笔写来。事实上对这种实验性的作品，他们自己也没有多大信心，至于对诗歌艺术的看法，也仅仅停留于形式上的改革，只是把文言变成白话而已。胡乱的“尝试集”俞平伯的“冬夜”，就是这种心境下的产物。他们每每注意到语言的白话化，而忽略了诗质的要求，叙述的成分大于表现，说理的比重高于抒情，即使是表现情绪的诗，也缺乏艺术上必要的过滤和转化。这也许是历史发展过渡阶段不可避免的缺失吧。

梁实秋的“草儿评论”，大部分是对的，但他却忽视了“草儿”中一些极好的作品，虽然数量不多，但却给以后的诗坛带来深远的影响。这些佳作大部分被朱自清选入“新文学大系”中去了。

康白情的诗固然简陋，但是，千万不可忘了，那个时代的整个诗坛都是简陋的。如果没有早期诗人的盲目探索，勇于接受失败的尝试，中国新诗便不会从草创到壮大。没有康白情，可能就没有较后的“新月派”，就是有，也要迟上许多年。我们绝不可要求在康白情的时代出现徐志摩，也绝不可要求在徐志摩的时代出现卞之琳和王辛笛；没有三十年代的卞之琳和四十年代的王辛笛，五十年代的郑愁予便会珊珊来迟了，这就是所谓的历史感。

俞平伯认为康白情的诗“为诗国开辟了许多新疆土”，就那个时代的标准看，并非溢美之词。另外值得提出来加以肯定的乃是康白情作品的创造精神。也就是说，“草儿”的历史意义，不在作品本身的价值，而在于作者敢于试探的精神和态度。

康白情是个在五四诗体革命中有自己独特风格的诗人。时代召唤着诗人，诗人感应着时代。纵观“草儿”，我们可以从中听到五四时代的各种“群众的呼声”：有炽热的爱国心声，如“别少年中国”；有立志为国效命的誓言，如“别国立北京大学同学”；有对朝鲜人民反对侵略的声援，如“阿令配克戏院的悲剧”；有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谴责，如“归来大和魂”；有反对军阀专制的豪言，如“慰孟寿椿”；有满怀爱国激情和民族道义对民族英雄的召唤，如“鸭绿江以东”；有要求个性解放，争取婚姻自由的呐喊，如“窗外”、“鸡鸣”；有对不折不挠、沉着坚毅精神的赞颂，如“草儿在前”；有对未来新中国的向往和追求，如“女工之歌”。总而言之，他的诗贯穿着一种新精神。

康白情是个弄潮诗人，是个无韵自由诗的急先锋，影响颇大。据统计，康白情在“新潮”和“少年中国”上发表的诗作量首屈一指。单从“新潮”和“少年中国”来看，康白情、田汉、俞平伯三人支撑了两刊的新诗局面。但俞平伯在“少年中国”上没有一首新诗，而田汉在“新潮”上没有一首新诗，唯独康白情不仅上述两刊上都有新诗，而且在数量上都占首位，致使康白情成了个弄潮诗人。

到期1922年止，诗集的出版有如雨后春笋，总集有北社的“新诗年选：1919”，个人合集有文研会的“雪朝”，湖畔诗社的“湖畔”，别集附“尝试集”外，有康白情“草儿”，俞平伯“冬夜”，郭沫若“女神”，汪静之“蕙的风”，徐玉诺的“将来之花园”。亦可从诗作入选总集客观地反映时人的看法。在“新诗集”中，选诗55家105首，除胡适、周作人外，入选诗作量并列第三位的就是康白情、刘半农、沈玄庐三人。影响较大的“分类白话诗选”中，收诗作近70家250多首，除了胡适，入选诗作最多的就是康白情了。这从一个侧面看出康白情在新诗坛的地位。尽管“草儿”在不少方面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从它的格调上看，确实代表了几十年来新诗发展的主流方向，这是应该肯定的。胡适为“蕙的风”作序，序文说：“少年的新诗人中，康白情、俞平伯起来最早；他们受的旧诗的影响，还不算深（白情“草儿”附的旧诗，很少好的），所以他们的解放比较容易。自由（无韵）诗的提倡，白情、平伯的功劳都不小”。

康白情既是诗人，又是诗论家、诗评家。他在新诗理论建设上孜孜以求，努力探索。他那篇有名的“新诗底我见”象一颗腾空而起的照明弹，把个薄雾迷蒙的新诗坛照得通明。这一篇不同凡响的诗论，直到今天仍然有着它的借鉴意义。

他又是一个不断总结新诗运动创作实践经验的人。以他为主的北社选编的“新诗年选”，选诗41家共83首，对入选的诸家诗作大多有评语按语，在体例上首创了新诗“年选”的体制；开创了既“选”又“评”新诗的选例。“新诗年选”的评语按语也体现出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特色。它把新诗放在中国的和世界的氛围中评判，显得视野开阔，以至博得朱自清的赞许。

康白情的诗论是在不断总结诸家诗作经验的基础上逐步上升为理性认识的。他的不倦探索的战斗精神于此可见。

尽管“新诗底我见”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值得商讨，但从它论述问题的全面性、系统性、科学性来看，都已站在时代的高度，他又不愧为一个诗论家。

康白情以一个热血青年的激情、敏锐和勇敢，唱出了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新声，与“新青年”相呼应，与胡适相呼应，与广大的“中国少年”相呼应。他的新诗，领导了一个时代的潮流，影响了几代诗人，在现代文学史上，应当有他的一席之地。

五四运动当年的参与者绝大多数已经辞世，但他们对文学革命、思想解放、新文化运动所作的贡献，将世代铭记在后代人们的心中。耳边又仿佛听到了那熟悉而亲切的诗句：草儿在前，鞭儿在后。

草儿

草儿在前，

鞭儿在后。

那喘吁吁的耕牛，

正担着犁鸢，

眙着白眼，

带水拖泥，

在那里“一东二冬”地走着。

“呼——呼……”

“牛也，你不要叹气，

快犁快犁，

我把草儿给你。”

“呼——呼……”

“牛也，快犁快犁。

你还要叹气，

我把鞭儿抽你。”

牛呵！

人呵！

草儿在前，

鞭儿在后。

1919年2月1日，北京

和平的春里

遍江北底野色都绿了。

柳也绿了。

麦子也绿了。

水也绿了。

鸭尾巴也绿了。

茅屋盖上也绿了。

穷人底饿眼儿也绿了。

和平的春里远燃着几野火。

1920年4月4日津浦铁路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