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世纪末，参加法国大革命的妇女很快发现，所谓的“自由、平等、博爱”等“天赋人权”都是男性的。为此，妇女领袖奥兰普·德古热于1791年针对《人权宣言》发表了著名的《女权宣言》，主张妇女与男人有同样的“天赋人权”，这种天赋的权利应包括：“自由、产业、安全、尤其是反抗压迫。”与此相呼应，1790年，英国妇女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写了《为人权一辩》。1791年，她又写了《女权辩护：关于政治和道德问题的批评》，以理性为武器，以妇女自己的声音，向世界提出了妇女权利的要求。在妇女与男性有着相同理性的大前提下，沃尔斯通克拉夫特主要针对妇女的平等受教育和受平等教育的问题展开了自己的“辩护”，抨击了卢梭等启蒙作家在妇女问题上的偏见。

在美国19世纪30年代兴起的轰轰烈烈的废奴运动中，妇女发现了自身所处的受压制和无权利的状态。1848年首届女权大会在美国的田纳西州召开，会议通过了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起草的以《独立宣言》为蓝本的《权利和意见宣言》，还通过了要求给予妇女以选举权的决议，标志着美国独立的女权运动的开始。这场女权运动主要是资产阶级妇女向本阶级的男性统治者要求平等参政、平等就业、平等受教育等具体平等权利的运动，对于更高意义上的性别平等却涉及不多，未能触及父权制文化本身。因此，虽然有艾德琳·弗吉尼亚·伍尔芙的《一间自己的屋子》和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的出版，女权主义的文化批评仍未形成气候。

二次世界大战后，大批男性从战场上回来，重新占据了战争期间由妇女担任的工作岗位，女性又重新回到家庭。在这种情况下，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出版了，她在此书中猛烈抨击了那些来自社会和妇女自身的、要使妇女成为贤妻良母的虚假的论证，提出了“妇女走出家门，自己养活自己”的口号，并对弗洛伊德有关妇女的带偏见性观点进行了批判。

女权主义者们越来越发现，男女的平等不仅存在于选举权、就业权、受教育权等社会政治领域，而且在文化中也有深深的烙印。在文学创作中，特别是在被认为是主流文学的男性文学作品中，有大量的性别歧视现象存在。

由于女权运动主要目的在于提高妇女对自我地位和潜力的认识，因此，它很容易导向一种文化批判：在文化批判中，通过分析女性从属地位的形成原因，提高妇女对自身和现实的认识，使之得以从父权制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相应的著作、女权主义刊物和妇女出版社应运而生，为妇女的言论提供了阵地。同时，以妇女为研究对象的女性学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一些高等学府的知识妇女对明显带有性别偏见的文学批评标准产生了怀疑，她们通过对文学作品中的妇女形象及一直不为父权制标准所看重的妇女文学进行分析研究，清理“经典”男性文学中的性别歧视和对女性形象的歪曲。这一时期的美国女性主义批评主要是“女性形象”批评，多半为作品评论，亦即在男性作家的作品中或在男性评论家评论女性作品时所运用的批评范畴中去寻找女性模式。它以从性别人手重新阅读和评论文本为主要方法，以将文学和读者个人生活相联系为主要特点，以批判传统文学，尤其是男性作家的作品中对女性的刻画以及男性评论家对女性作品的评论为主要内容，以揭示文学作品中女性居从属地位的历史、社会和文化根源为主要目的。代表性论著除了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还有玛丽·埃尔曼的《想想妇女们》，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以及苏珊·科帕曼·科尼隆编选的论文集《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女权主义透视》。

其中，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成功地把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结合起来，实现了从文化批评向文学批评的过渡，创立了女性主义文学的批评方法，并使女性主义发展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批评力量。《性政治》是凯特·米利特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的一篇博士论文，1970年即由纽约一家出版公司公开出版。

如按照一般词典的解释，性这一词具有解剖学和生理学的意义，性被理解为一种生物性的。对于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的研究，人们会问：“性问题难道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吗？或者说性问题何以可能从政治角度来认识和看待？”

米里特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取决于人们对政治的定义。政治其实是有许多种定义的，《性政治》一书中所指的政治并不是通常所指的议会开会、参与选举、政党等等，而是指一群人可用于支配另一群人的权力结构关系和组合。把这个定义再扩大一点，政治就可以被理解为“维持一种制度所必需的一系列策略”。人们虽然一直都有关于自由独立、不受他人支配与控制的政治理想，并也以各种方式为实现这一理想竭尽努力。但遗憾的是，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却都未能真正实现这个政治理想，即依仗某种权力支配其他人和其他群体的现象往往比比皆是。最为典型的就是封建社会根据宗法血缘关系，把人的身份或界定为王公贵族，或界定为平民、奴婢。依据出身门第而获得的身份，王公贵族就可拥有更高的社会等级和更大的权力，就可对平民、奴婢施行全面控制与支配。这样的社会结构与关系决定了一部分人是统治者，另一部分人则是被统治的对象。女性主义研究在这个问题上的独特之处，是指出男女两大群体的界定，其实也是依据与封建等级制度类似的“自然”模式，在父权制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由男性对女性实行全面控制与支配，这在本质上与种族、阶层、阶级间的控制与支配并无二样。如果说，种族关系、阶级关系是一种政治关系，那么性别关系同样也是一种政治关系。这便是米里特“性政治”理论中的一个核心观点。

米里特还对有关两性关系的规范、制度进行了考察，发现“从历史到现在，两性之间的状况”是“一种支配与从属的关系”，即男人依据天生的、生物学性别就可获得特权，并以此控制、支配女性。并且，这一统治权在父权制社会中被制度化。按《性政治》一书中的说法，男性控制与支配女性的制度要比种族与阶级间的壁垒严酷得多，无论这些思想表面上是多么沉寂，但实际上却仍是“我们文化中最普遍的思想意识、最根本的权力概念。”这就是说，性别这种政治统治是根深蒂固、很难彻底清除的。在历史上，多数男权制社会都曾以立法的方式强化了男性对女性的控制与支配。如在阿富汗和沙特阿拉伯，就规定对通奸荡妇的处罚是用石头将她砸死，并须由一位毛拉（高僧）主持行刑。在日本的德川时代则规定，武士的妻子与人通奸的丑闻若被公众得知，武士就必须将妻子处死。然而，不论是过去或现在、东方或西方，对奸夫却没有同样的惩罚规定。因为在父权制文化看来，一个男人与人私通并不被看作是通奸，而只是对他人财产、利益有所侵犯，只须在经济上有所赔偿。在书中，米里特还举出美国南方的例子。早期的南方曾爆发过一些族群间激烈的争斗与仇杀，目的是为了维护不同族群男性的财产、利益和荣誉。在此过程中，强奸敌对族群的妇女就成为争斗及发泄仇恨的一个手段。因为就南方的传统观念来看，强奸并不是对妇女本身的侵犯，而是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的侵犯，即是通过伤害“他的女人”，来达到败坏他的财产、利益和荣誉的目的。米里特认为，以上这些通奸处罚及对强奸的理解，早就超出了性的纯粹生理学、心理学意义，而十分清楚地表明性和性关系都具有典型的政治意味，毫无疑问是一种古老而特殊的社会控制、支配和侵犯的手段。可见，历史与现实都说明，“性政治”既是开展社会历史研究必不可少的视角，也是政治体制和政治控制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

米里特还把社会对男女不同气质、角色、地位的规定以及人们对此的认同，也看作是“性政治”的表现与功能。西方传统认定男性是更加优越的性别群体，不仅身强力壮，在精神上也积极进取、具有智慧与理性；而女性则依赖、脆弱、情绪化，一辈子都不能达到成熟；在两性关系上，男性主动、女性被动被认为是合适的，甚至男性的性暴力、性攻击性都被看成是男性的成就与威望，男性在两性关系上具有强权地位，并持这一强权占有、使用、掌控女性，等等。这些传统观念实际都来源于父权制文化对男女性别角色不同的要求与规定，是由后天的、社会的力量决定的，与性的生物学基础并无内在关联。而男强女弱、男主女从、男尊女卑的定位也就在这些规定之中被塑就了，成为影响远久的强大的传统力量，女性由此沦为一个受控制、受支配的“次”群体。这一切都源于父权制、并与父权制的强权统治相一致，并成为维护和巩固这一制度“必需的一系列策略”。

对父权制及“性政治”的前景，米里特的态度慎重而辩证。她认为世界上没有一种现象可与父权制根基的坚固相比较，它几乎成功地将自己标榜为人类的天性。然而，当这一制度占统治地位时，它无须为自己辩护，但一旦它的运行机制被揭露出来并受到质疑时，父权制及“性政治”不仅会任人议论与批判，还将面临无可阻挡的改变。

《性政治》试图广泛地分析父权制，探索各种文化历史，揭示政治权力的分配原则（根据劳动的原始的性别分工分配政治权）。在米利特看来，父权制被视为赋予两种生物学性别的不平等角色和地位的等级体制——男性统治女性，这是生来就有的优先权。它在心理、情感及人与社会结构之间层层渗透，是父权制使女性卑下与服从的作用方式的反映与再现。米利特从意识形态、生理、社会学、阶级、经济和教育、权力以及神话和宗教等七个方面对男权社会进行考察，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当今社会中男性和女性从心理气质到性别角色，乃至社会地位等，其实都不是先天决定的，而是一种后天的文化构成。她借用社会学的重要理论对“性别”和“性属”进行了区分。她认为“性别”是生物学的概念，而“性属”则是心理学的概念，亦即在文化意义上已经获得了性身份，因此，她更赞同用“性属”来代替“性别”。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曾指出，在一些非西方社会中（如德昌布利族），男女两性所呈现的性特征与传统社会的情形恰恰相反，男人热爱和平，女人争强好斗。她认为“两性人格特征的许多方面极少与性别差异本身有关，就像社会在一定时期所规定的男女服饰、举止等与生理性别无关一样。”“不同文化成员间的差异……是由文化机制所决定的。”米利特和其她一些女权主义者对社会学家把被动、顺从的特征视为是女性生来就有的观点进行了攻击，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指出的那样“女人并非生来就是女人，而是后天才成了女人”。米莉特认为，植根于社会中的性角色是受压制的，而在支配与从属这一不平等关系之中则存在着一种角色之外的行为，即“性政治”。

《性政治》最突出的贡献是对妇女受压迫的原因从一个更高更广的文化层面上进行了审视。在米利特看来，两性关系并不仅仅是身体的生理活动，它实际上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人的各种态度和价值观都会在这个问题上得到反映。米利特认为，人们通常只把政治看作是料理和支撑一个国家或政府的方法和手段，其实，政治也表现在对待一种现行体制的态度上。父权制就是一种社会体制，而现行的两性关系则是对这种父权制社会体制的一种支撑。因此，她界定政治的本质就是权力（Power），并试图证明不管人类在这方面保持何等一致的沉默，两性之间的这种支配和被支配，已成为人们文化中最普遍的意识形态，并毫不含糊地体现出了它最基本的权力观念。她对“性政治”所下的定义简而言之就是：占统治地位的性别籍以求得维护自身权威并将其权威扩展到从属地位的性别之上的过程。米利特的论著从总体上来说便是对这个论述的精琢，籍以表现这一过程遍及整个文化生活，并具有持久性。为此，她选择了能够最大限度地明示这一论点的全部论题和例证，而且每个细节都有机地从属于全文的政治旨义。不仅如此，她对自己的女权主义先辈，如西蒙娜·德·波伏娃、玛丽·埃尔曼等没有给予必要的认同，对待女性作家的态度，除了夏绿蒂·勃朗特之外，要么是一笔带过，匆匆打发；要么是闭口不谈、只字不提。因为在米利特看来，假如她将大部分内容用于分析女作家的颠覆模式，那么无形中就会削弱她的性政治论点，所以《性政治》一书专门针对男性作者，而排斥任何可能出现的“母亲形象”。因此，米利特关于性意识形态的观点并不能说明这样明显的事实：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曾有一些特别杰出的妇女的确努力反抗过父权制意识形态的全面压迫，意识到自己受压迫的地位并呐喊出了反抗男性统治的心声。

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早期阶段每每十分强调政治意识。在米利特看来，不管是哪一个阶层的男人，他们都用意识形态这根至尊的棍棒来打击妇女，妇女脆弱、受虐狂的特性完全是男人强加的。米莉特认为，妇女是一种被压迫的人，要想抖落枷锁，获得自由，只有识破并反抗占统治地位的父权制意识形态。

凯特·米利特始终对自己的父权制压迫单项原因论坚持不懈，这就导致了她纯粹地从权力政治的角度来解释一切文化现象。她认为，在父权制的社会里，男性与女性处于一种主动与被动、支配与服从的关系之中。这种不平等的关系落实到文学上便是作者与读者构成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出于这种认识，米利特要求妇女读者以一种抗拒的态度来阅读男性文学作品，抗拒的阅读不仅是一种文化行为，而且有着政治意义。

抗拒的阅读首先由朱迪斯·费特莉在《抗拒的读者：评美国小说的女性主义方法》中提出，她认为：“女权主义的批评家首先应该是一个抵制性而非认同性的阅读，应该将灌输到我们头脑中的男权主义思想荡涤干净”。乔纳森·卡勒在《论解构》一书中引用了她在此书中的论述，说明了男性文本对妇女读者的限制和对女性经验的排斥：“美国小说中的主要作品构建了一系列建立在女性读者之上的构想”，多数文学作品“都坚持其普遍性，但同时又用具体的男性词语来界定那种普遍性”。换言之，这些男性文本都采用一种以男性为阅读对象的叙述策略，当这些故事的读者是男性时的那种本质上简单的认同行为，在当读者是女性时，就会陷入一片纷乱的矛盾之中。“在这类小说中，女性读者共同加入了一种她被其所明确拒斥的经验中，她被要求认同一种与她相对立的自我，她被要求反对她自己。这种对女性阅读困境——被男性文本所诱惑和出卖一一的描述，与一种变革阅读方式的要求相伴而生，女权批评的第一个行为就是从一个赞同型读者（assenting reader）变成一个抗拒性读者（re-sisting reader），通过这种抗拒赞同的行为，把根植于人们心中的男性意识祛除，了解并表现妇女生活的真相，变革旧的性政治秩序，以此作为对自己受支配地位的反抗。并使得父权制的性政治策略能够在这抗拒性的阅读中得以清算。作为文学批评家，米利特的重要性就在于她捍卫了读者的权力，拒不承认文本和读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固定的接受等级制，向作者的权威进行挑战，使得从女性视角对男性文学作品进行颠覆性的阅读有了可能。在这种抗拒性的阅读中，妇女经验成了先验的假定，妇女可以通过建立自身经验与阅读的连续性，解构男性作品中复杂的被歪曲的女性形象。米利特试图创造出一种崭新的批评话语。

作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米利特轻视甚至无视文学文本的形式结构，她的批评是纯粹的内容分析，强调文学是思想意识的直接反映。在她看来，文学及父权制意识的所有其它文化产物都被认为是观念的，男性作家凭借其性别，在他们小说的小天地里再现现实世界的性政治。父系文化把文学创造力定义为男性的一种素质。为此，米利特在“文学反映”这一部分里将波伏娃对五位男性作家的分析方法运用到自己对性政治的清算上，她选择了西方文学传统中最推崇大男子主义和性暴力的三位作家——英国的戴维·赫伯特·劳伦斯、美国的亨利·米勒和诺曼·梅勒作为反面典型进行批判，并对法国作家让·热内的同性恋世界作了分析。米莉特主要从男性作者笔下的女性形象所处的男女关系中受支配、被物化的地位，来揭示男性控制和支配女性的性政治策略。它的重要性在于引入一种女性视角，“我们第一次被要求作为女人去阅读文学作品，而从前，我们，男人们、女人们和博士们，都总是作为男性去阅读文学作品。”米莉特认为这四位男性作家为她提供了“性描写的范例”，再现了父权制性政治的规范价值。这四位男性作家所塑造的妇女形象，是建立在男女间性别权力关系基础之上的。他们在对男女性行为的描写中，尤其明显地注入了社会和文化的因素，充分表现了两性关系中权力分配和权力使用的不均。米利特认为，在劳伦斯、米勒、梅勒等创作的以男子为中心的作品中，女性都被当成了一股令人烦恼、应予压制的少数人势力，男性都希望有一种能够对女性实现有效控制的社会秩序。

在另外的一些章节中，米利特还对性革命第一阶段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其中特别提到了丁尼生的诗歌创作，在他的作品里，女性被整整齐齐的归类于那一时代精心构筑的有关花卉的意象：百合和玫瑰。百合们是被强制着进人了沉闷和替代性存在的女性，如夏洛特；或是将终身许给了影子的可怜虫们，如百合少女阿斯托特……她们都善良、纯洁、内敛而顺从；矢志于性的玫瑰们是她们的相对物，她们邪恶、狂野、贪婪而自私。这两类花们，结局都不甚美妙：当一朵百合，命中注定自己走向死亡（虽然它体现了男性的审美理想）；当一朵玫瑰花，就是置他人于死地。这就是男性作者笔下的女性形象——不是“自杀者”就是“杀人犯”。如果说百合是被男性以神圣化的方式剥夺了生命的话，那么对玫瑰的诅咒则表达了他们对某些女性气质的厌恶和恐惧。但是，在米莉特看来，玫瑰形象恰恰是女性创造力对男性压抑的反抗形式。

在女性主义思想史中，被列为女性主义奠基作品的共有七部，《性政治》名列其一。

1969年，旨在“剖析文学和政治哲学如何精心地合谋着反对性的平等”的《性政治》成为美国的畅销书，一版就销售8万册。从1970年至1990年，在美国再版8次。

作为“女性主义批评”的经典之作，《性政治》奠定了从“女性形象”批评进入“妇女中心”批评的理论基石。但此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本身，它之所以成为女性主义的一个里程碑，还在于它引发了一场持久深入的论争。在论争中，许多理论和文学实践问题又被带着往前走了一步。比如，在《性政治》中受到最激烈抨击的作家诺曼·梅勒奋起回击，于第二年出版《性的囚徒》。可见《性政治》的意义是双重的：它本身划时代的意义，以及它所引起的反响。

美国期刊《社会学季刊》：“学术界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第一本书。

美国双日出版社（Doubleday's trade division）：《性政治》是“诞生的十年来最重要的书籍之一”，并将其纳入其周年纪念选集。

美国历史学家亚瑟·马里克（Arthur Marwick）：“激进主义女性主义的两个关键文本之一”。

1970年《纽约时报》：《性政治》将成为“妇女解放的圣经”，“一段对我们日常生活中生死方面的激情思考”。

1974年《英语周记》（English Journal）：这十年“提高全国男性愤怒”的女权主义的书籍之一。

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美国女作家，女权主义先驱。1934年出生于爱尔兰裔天主教家庭。米利特的专业是文学，她的研究就从极端男性沙文主义的小说入手，她发现书里写的根本不是性，而是权力关系，是他们渴望随心所欲地安排女人，甚至设计她们的欲望、身体和感受的微观政治。在这个基础上，凯特·米利特写成了她的博士论文《性政治》。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通过对父权制社会中两性关系的剖析，反映了文学和政治哲学如何精心地合谋着反对性的平等。她以女性特有的生活经历、审美体验和批评视角对文学作品进行阅读和剖析，建构了一种女性主义的阅读和批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