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时（713年到755年）最早关于邸报的书面记载是孙谯的《经纬集·读开元杂报》。记载着某日京僚行大射礼于安福楼南。某日皇帝亲耕籍田，行九推礼。某日皇帝自东封还，赏赐有差等等，开元杂报只是孙谯自己加的称呼，并不是官方正式名称。

宋代，出现了专门抄录邸报以售卖的牟利商人。官员们为求省事，都乐于花些钱去购买。大概后来由于花钱即能购到，无须再去缮抄。宋朝《邸报》的发行时间趋向固定，明代设立专门出《邸报》的通政司，专门管理《邸报》的出版发行。到了明末崇祯年间，《邸报》从手抄或木刻印刷改为活字印刷，规模也就更大了。

清朝时代《邸报》发行量更多了，后来改名为《京报》，成为广大官吏、学者、甚至平民都能阅读的报纸了。清代末期，邸抄之外又有了“京报”，“京报”已有了专门的报房来管理经营，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发行部门了，开始有了初步的报纸的雏形。

根据史料记载，清朝内阁在北京的东华门外设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名谓“抄写房”、每天由报房派人去那里抄取当天发布的新闻，称“宫文书”，除被称为“宫门抄”的朝廷政事、动态的报道和谕旨全部照登外，奏折的数量因较多则加以选用。这种被印刷成单页不加封皮的“新闻纸”就叫《宫门抄》，多在傍晚发行，派人送阅，在时间上很像现代的晚报，从性质和级别上又很像供高级干部阅读的《大参考》和《内参》。而《京报》则由《宫门抄》、谕旨和奏折三部分组成，由于奏折的字数较多，排印费时，需要在晚间才能完成其印刷装订，在次日发行，这种印成对折双页装在一起的《京报》很像发行的日报。

1912年《邸报》或《京报》一直出版到清朝皇帝退位，才停止了刊行。

“邸报”最早出现在西汉初期（约公元前二世纪左右）。当时西汉实行郡县制，在全国分成若干个郡，郡下再分若干个县。邸是“郡国在京师自行设置的办事机构，并非王朝设置的正式行政单位”。

“邸”有两大职责：“通奏报”、“待朝宿”。“待朝宿”指为“郡国”来人提供食宿、招待，若今之各省驻京办事处。所谓“通奏报”，是指共文书的传递，具体而言，指“邸”负责把“郡国”地方长官的奏章通过“大鸿胪”呈递给中央，但只起下情上达的中转站作用，“通奏报”理解为“邸中传抄一切诏令奏以报于诸侯”，“传达君臣间消息之谓”，并不能由此引申出“通奏报”“即邸报之所由起”的结论。

中国最早的报纸应是唐朝的邸报，它是封建王朝的政府机关报。因由“邸吏”负责传发，所以称为“邸报”，在古代文献中它也被称为“邸钞”、“阁钞”、“朝报”、“杂报”、“条报”、“除目”、“状”、“状报”、“报状”或“京报”。唐代的邸报由各地派驻首都的邸务留后使负责传发。

唐代宗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邸务留后使改称进奏官，在上都知进奏院的统一管辖下，进行邸报的发布工作。因此在各种报纸起源中，“中国原始形态的报纸起源于唐代”最为可信。现存最早的报纸是如今藏在英国伦敦不列颠图书馆的敦煌唐归义军《进奏院状》，距今已经1100多年了。

宋代报纸叫法很多，分别有“邸报”、“朝报”、“邸抄”、“进奏院状”、“状报”等叫法，其中“邸报”是其中最通用的叫法。由于邸报上面刊载的都是当时朝廷的大政方针官员人事变动，因此它的发行一直受到中央的严格控制。而且它的发行是手抄的。

宋代周麟之著《海陵集·论禁小报》中说：“小报者出于进奏院，盖邸吏辈为之。比年事有疑似，中外不知，邸吏必竞以小纸书之，飞报远近谓之小报。如曰：‘今日某人被如，某人罢去，某人迁除。’往往以虚为实，以无为有。朝士闻之，则曰：‘已有小报矣！’州郡间得之，则曰：‘小报到矣！’他日验之，其说或然或不然。使其然焉，则事涉不密；其不密焉，则何以取信？此于害治，虽若甚微，其实不可不察。臣愚欲望陛下深如有司，严立罪赏，痛行禁止。使朝廷命令，可得而闻，不可得而测；可得而信，不可得而诈；则国体尊而民听之。”

明末，活字印刷术才开始用在“邸报”印刷。清初顾炎武说：“忆昔时‘邸报’，至崇祯十一年（1638年）才有活版。”在西方印刷术还没有传入之前，清朝内阁在京城东华门外设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抄写房”。每天由报房派人去那里抄取当天发布的新闻，称“宫文书”，这就是当时清政府发布的“邸钞”的地方。报房人取得抄件后，为了争取时间，即刻排印，除被称为“宫门抄”的朝廷政事、动态的报导和谕旨全部照登外，奏折的数量因较多则加以选用。

《邸报》是古代的一种官方报纸，唐宋时就已出现。存世最早的是唐僖宗光启三年（公元887年）的敦煌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现藏于英国伦敦，它是最早的汉文报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报纸之一。

在河北唐山市民间发现并重金购藏了一份于清代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八月初三印行的《邸报》。经查阅大量资料详细鉴赏后，笔者认为确是一份极为难得的清代《邸报》。近“央视”《鉴宝》栏目专家鉴定团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古籍研究所古籍专家宋平生教授来泾县公务时，笔者特地请他对此件《邸报》作了鉴定并得到他的认可。这份罕见的道光《邸报》，为古籍版式。幅面为19.2×11.1厘米，略呈窄长方形，但无书口和鱼尾记号，亦无栏线及页码。这份道光《邸报》共18页，每半页七行，每行17个字，总计约四千多字。活字排版以黑色单面印刷。

关于《邸报》，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编著的《中国简明新闻史》一书作了如下释述：《邸报》原是一种不拘形式的手抄本，到了宋代已有雕版印制的《邸报》出现，明末则已有用活字印刷的《邸报》存在了。《邸报》的编辑由官方控制，稿件是进奏院将所要上报的内容编好、五天一次上报枢密院，经枢密院审查后称为“定本”。

进奏院则以审查过的样本印行并作为标准传至各地，具有新闻性是《邸报》的重要特征，而它无报头、无定式、无期号，则与现代报纸大不相同。其内容有皇帝的起居、言行、上谕、朝旨、书诏、法令等，有官吏的任命、升迁、黜废、奖惩等，有大臣和各地方官的奏折等，也有少量偶发的社会新闻轶事等。所藏这份《邸报》，很符合上述论述，也特别具有新闻性，内容有四个部分：

1、本年度更换各省学政（管教育的官员）的上谕，指出除江西、福建、广东及奉天府不予变动外，新任命江苏、安徽等14省学政姓名。

2、是公布科考题目，分四书题和诗题。

3、是恩桂等大臣奉旨捉拿在逃库丁的奏呈。

4、是军机大臣穆彰阿会同户部奏遵旨核议通筹五口通商之后，各海关收税并解支、禁革、整顿税务的奏折。

此奏折议定了七项内容，长达15页篇幅。查阅《清代翰林传略》一书，所任命的学政的简历均可查到，而其中的湖南蔡振武、湖北王履谦、河南刘定俗、山西沈祖懋、广西李承霖等人确为该年任学政无误。《邸报》中第四部分穆彰阿奏折内容，也确实符合史料上关于《南京条约》签订后五口通商的历史和所拟之关税对策。

2014年8月，一份清康熙三十六年的《邸报》现身，该报跨越5个世纪，距今已有316年，比他之前收藏的雍正七年《邸报》早32年。刷新了他个人的藏品记录，也取代雍正七年《邸报》，成为百件“中国集报精品”中的第二份早期报纸，第一份早期报纸为明朝熹宗天启七年（1627年）《邸报》。

据介绍，该报共5页，幅面24厘米×17厘米，品相基本完好，内容为进士题名碑录丁丑科。该报版心为粗黑口（上下均为粗黑线），双鱼尾记号，鱼尾中间写有“题名碑录”四字，无页码。版式为左右双线，上下单线，行间有细黑线行线。

该报记录了上榜进士的姓名和家乡住址，包含丁丑科赐进士及第第一甲3名和赐进士出身第二甲40名。清朝《邸报》的编辑由官方控制，其内容包括皇帝的起居、言行、上谕等，官吏的任命、升迁等，还有大臣和各地方官的奏折，也有少量偶发的社会新闻轶事，具有一定新闻性，而它无报头、无定式、无期号，与现代报纸大不相同。

无论是中国的《邸报》还是西方的《每日纪闻》，都是古代的媒介，虽有现代报纸的雏形，但仍与人们普遍概念里的报纸有着非常大的出入。现代报纸有三大特性，即：刊载新闻；定期出版；公众发行。

16世纪中叶，是人类历史上航海大发现的时代。地中海是当时世界文明的中心，意大利作为文艺复兴的起源地，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文化基础，在地中海北岸的威尼斯城颇为流行的威尼斯小报（Venice Gazette）在报纸的发展里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位置。意大利威尼斯城当时居地中海贸易中心，与地中海沿岸诸港及德国商业都市联络频繁，成为集中世界各地新闻的都市。在这所城市里有个叫Manant的组织者，收集有关法庭、城市动态以及贸易信息等新闻，专为王公贵族以及商人发行这个Gazette的手抄新闻，在当时非常流行，这就是Venice Gazette。后来Venice Gazette改用手抄为印刷，加大了发行力度，被后人称为《威尼斯公报》。

Gazette（格塞塔）本意是一枚威尼斯硬币，一个Gazette买一份小报，所以人们就称威尼斯小报为Venice Gazette，以至于这个词后来成为西欧“报纸”的代名词。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具备现代印刷三大性质的报纸。同时，由于威尼斯是当时世界上最为著名的海港之一，来往于此的四方过客众多，Venice Gazette随着这些往来的商贾、水手、游客、教士被更大面积的在欧亚非进行传播，影响了各个地方报纸业的发展。

从某中意义上说，Venice Gazette是现代报纸的鼻祖。自德国人谷登堡使用熔化的混合金属铸造铅字，随后他又发明了脂肪性的印刷油墨和印刷机，实现了印刷术的机械化。报纸的发展也随之迎来了春天。报纸的发展：自意大利，沿欧洲西海岸北上：北非、利比利亚、英法、神圣罗马、维京……很短的时间内，报纸在欧洲取得了流行。并且在其后的几百年时间里，伴随着殖民者的军舰游弋了世界。

中国的《邸报》是世界最古老的报纸。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报纸却是舶来品。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诸多机构出于方便传教的目的，在中国建立报馆。但当时的报纸多为宗教性质的。并无太多新闻性质。直到19世纪末，中国官办、民办的报纸才逐渐多了起来。

1895年，即光绪二十一年，著名的维新变法派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创办强学会，并出版报纸《中外纪闻》（又名《万国公报》），这是早期的中国人所办报纸中影响力较大的。当时仅北京就已经有几十种各类报纸，日印量过千的规模。

1900年后，随着报纸的陆续创办，北京出现了六大报房，字号是：聚兴、聚恒、合成、信义、集文。这些报房控制着京城各报业的发行权，这是我国最早的一批报房。各报房都雇有报夫，一律穿蓝布长衫，肩上搭一条蓝布长袋，内装日报，健步如飞，分送各衙门、官员府第、大商号、钱庄等订户。

1911年北京各报社在琉璃厂南柳巷永兴寺，联合开办了一个报刊发行处，负责各类报纸的销售发行，这应该是中国最早的一个民间报刊发行及物流机构。由于联合报刊发行处的建立，在北洋时期，北京的报业中心也随发行处而集中在了南城菜市口附近，《民国报》、《觉报》、《晨钟报》、《中国公报》等百余种报纸的聚集，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规模产业。

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是中国报业的鼎盛时期，仅北京就有报馆一百多家，发行报纸三百多种。也一时间正处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时期，民主思想，人文精神通过大大小小的报纸被人们深入理解，渐入人心。

其中共产主义的思想也在这一时期得以传播，其中报纸功不可没。《新青年》、《国民》、《每周评论》、《京报》、《新生活》等报刊为中国的革命点燃了最初的星火。《晨报》每期的发行量更是创记录的达到了一万份。

中国的报业发展已经不仅仅用迅猛就可以形容。据权威机构测定，北京每天的报纸印刷量超过了700万份。平均不到两个人就拥有一份报纸。以北京最为著名的《北京晚报》为例，其每日都有百万份的定额。2005年，全国拥有报纸近2000种，年用纸量也超过了三百万吨，这一数字达到了世界之最。报纸2000年以前起源于中国，2000年以后，中国是世界第一报纸大国。

邸报编订后，经由驿递“传之四方”。驿递的方式分为步递、马递、急脚递、水运递等几种。

南渡以后，为适应国防上的需要，又创设了摆铺制度，用于传送军机要务和赦书。邸报发出以后，允许传抄和复制，并允许复制件以邸报的名义在社会上公开发售。

宋代的邸报是否印刷，没有明确的记载，也缺乏留存下来的实物作为佐证。但至少有一部分邸报或邸报中的一部分材料是用雕版印刷的。

邸报的读者主要是政府官员和士大夫知识分子。现存的宋代文献资料中，保存了不少有关这些人读报情况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