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九二四年出生于台中州北斗郡，今彰化北斗镇。就读私立台北中学（今泰北高中）时，接触到有别于日本传统诗歌的“新体诗”，埋下他写诗的种籽，开始尝试写诗。也是在中学时期，接触了现代文学，注意到欧美现代作家。奠定了他日后的文艺理论及创作的基础，也对他参与五○年代现代诗运动，产生重大影响。 一九四六年，林亨泰考入师范学院博物系就读，次年转入教育系，因此认识了同样来自彰化的朱实，并由他邀请加入“银铃会”。“银铃会”创立于一九四二年，原本只是轮流传阅同仁合订作品的文学小团体。战后的政治腐败，通货膨胀，加上二二八事件的冲击，文学陷入低迷，但“银铃会”却决定逆时代潮流而行，以振奋文学，将刊物改名《潮流》，一九四八年五月重新复刊，意谓：“潮流是时势的趋势与倾向，是台湾青年血脉的流向”。《潮流》每一期都有林亨泰的作品刊出。稍后，开始尝试以中文写诗，分别在《新生报》的“桥”副刊、《学生世界》，以及杨逵主编的《力行报》副刊，发表作品。一九四九年春天，林亨泰把他这段期间的诗作整理自印出版，题名《灵魂的产声》，列入“潮流丛书”之一。“银铃会”解散后，他也暂时停笔。 《灵魂的产声》可以视为林亨泰四○年代诗作的总结，绝大多数是日文诗，只有少数几首是中文诗。这些诗显示他涉猎了不少哲学的书籍，不仅利用这些生吞活剥的“知识”，试图去解释人生的某些因惑，甚至在些像《黑格尔辩证法》、《形而上学者》、《哲学家》，直接在诗题上就卖弄了起来。但这些诗也特别凸显了作者有不断往生命深层探索的冲动，另一方面，则对情感的抒发显得刻意的节制，表示它的冷静、自制。似乎就在这里奠定了他日后主要的诗风格。林亨泰自称他们这一代的作家为“跨越语言的一代”，因为战后面临丧失已纯熟的语言工具，重新学习中文，对年纪已超过青少年时期的人来说，是一条鸿沟。 一九五二年三月一日，纪弦创办了现代诗社，发行《现代诗》季刊。一九五六年宣布成立现代派，以文学革命家的姿态推行现代诗运动。桓夫（陈武雄）说：“这运动得力于台湾诗人林亨泰帮忙很大，也才能达到其主旨提倡的六大信条……采取全盘西化的诗的技法，追求知性的纯粹诗。”纪弦对台湾诗的过往全无了解，却完全抹杀了台湾诗已往的成就，夸口说自己“给台湾带来了诗的火种”，忘了与他合力推动现代派运动的林亨泰，不仅受过日本近代诗运动的熏陶，对日本现代诗的演变、诗风十分了解，而且早已写过不少前卫性的诗篇。桓夫还说，林亨泰的诗作本身，就对诗坛流行的诗作了严厉的批判。 林亨泰的诗创作因为参与现代派而复活，但现代派诗人似乎只看到他在诗的形式革命期作出的实验诗的诗型，感到惊奇与骚动，似乎看不到林亨泰诗从日据时期台湾诗所继承的根球。所以，五○年代的林亨泰虽然走在时代的最尖端写前卫的诗，但他和后来组成《笠》的本土诗人立场一致，同样把追求现代与现实的融合，视为现代诗的基本创作精神。这也是林亨泰固然曾经和现代派并肩作战，却无力引渡那些现代派的信徒，放下统治者的优越感，走到地面上来。 五○年代出版的诗集《长的咽喉》，是与《灵魂的产声》性质相近的作品，代表林亨泰早期受到日本初期现代主义思潮影响，所写的具有短诗风格的作品。他在“现代派”的最大贡献就是他所发表的评论，提供了现代派的现代诗理论基础，这固然因为“现代派”的诗革命理想，缺少落地生根的实践而备受质疑，却无损于这些诗运动主导理论的完好，林亨泰在走进“现代派”之前，本来因有感于“战斗文艺”、“反共文艺”、“本来打算就此折笔不再写诗”，所以，在他开始把“怪诗”寄给纪弦时，“现代派”的诗革命还没有发动。他说，这次运动使得原“主知的现代主义”。 六○年代诗坛最重大的事，应是刊名具有本土味的《笠》诗刊的创刊，它为台湾诗坛开启了崭新的一页。《笠》的创始人中，有不少都与现代派颇有渊源，现在他们却要与现代派分道扬镳。《笠》的刊名是林亨泰取的，他也被推举为首任主编。《笠》的创刊启事中，宣布了五四已成过去式，虽然只从正面强调：这个世代终于有了属于这个时代的诗，这是比任何事情都值得庆贺的。却仍然对过往的诗运动产生了批判。此外，他为《笠》定下的规模，是深具推展诗运动的价值的，“笠下影”介绍诗人，“诗史数据”搜集、整理诗数据，“作品合评”以座谈方式评论作品。都是着眼于将台湾诗由个人创作推向团队运动的有效措施。桓夫说，很可惜的是林亨泰主编几期之后，因病请辞，“致使无法从事更深入精神核心的创作，也使依靠他的现代派诗人们，无法更深入较实质的诗想境域，这是诗坛的损失。” 陆续出版的作品集有《现代诗的基本精神——论真挚性》（一九六八）、《林亨泰诗集》（一九八四）、《爪痕集》（一九八六）、《跨不过的历史》（一九九○）、《见者之言》（一九九三）。他是台湾诗由现代走入本土的引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