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元帝时，复置戊己校尉，屯田车师前王庭。是时，匈奴东蒲类王兹力支将人众千七百余人降都护，都护分车师后王之西为乌贪訾离地以处之。

自宣、元后，单于称藩臣，西域服从。其土地山川、王侯户数、道里远近，翔实矣。

（下略）

（言乌孙故事，略）

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是时，军旅连出，师行三十二年，海内虚耗。征和中，贰师将军李广利以军降匈奴。上既悔远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奏言：“故轮台东捷枝、渠犁皆故国，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与中国同时孰。其旁国少锥刀，贵黄金采缯，可以易谷食，宜给足不乏。臣愚以为可遣屯田卒诣故轮台以东，置校尉三人分护，各举图地形，通利沟渠，务使以时益种五谷，张掖、酒泉遣骑假司马为斥候，属校尉，事有便宜，因骑置以闻。田一岁，有积谷，募民壮健有累重敢徙者诣田所，就畜积为本业，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为便。臣谨遣征事臣昌分部行边，严敕太守、都尉明烽火，选士马，谨斥候，蓄茭草。愿陛下遣使使西国，以安其意。臣昧死请。”

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曰：

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共围车师，降其王。诸国兵便罢，力不能复至道上食汉军。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吏卒起张掖，不甚远，然尚厮留其众。曩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匄若马’”，又汉使者久留不还，故兴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皆以“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强，夫不足者视人有余。”《易》之卦得《大过》，爻在九五，匈奴困败。公军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将，于鬴山必克。”卦诸将，贰师最吉。故朕亲发贰师下鬴山，诏之必毋深入。今计谋卦兆皆反缪。重合侯得虏候者，言：“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单于遗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缚马者，诅军事也。”又卜“汉军一将不吉”。匈奴常言：“汉极大，然不能饥渴，失一狼，走千羊。”

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大鸿胪等又议，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报忿，五伯所弗能为也。且匈奴得汉降者，常提掖搜索，问以所闻。今边塞未正，阑出不禁，障候长吏使卒猎兽，以皮肉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后降者来，若捕生口虏，乃知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

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

（中略）

赞曰：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者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开玉门，通四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单于失援，由是远遁，而幕南无王庭。

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故能睹犀布、玳瑁则建珠崖七郡，感枸酱、竹杖则开牂柯、越巂，闻天马、蒲陶则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薄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于是广开上林，穿昆明池，营千门万户之宫，立神明通天之台，兴造甲乙之帐，落以随珠和璧，天子负黼依，袭翠被，冯玉几，而处其中。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俞》都卢、海中《砀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及赂遗赠送，万里相奉，师旅之费，不可胜计。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管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财力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绣杖斧，断斩于郡国，然后胜之。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龙堆，远则葱岭，身热、头痛、县度之厄。淮南、杜钦、扬雄之论，皆以为此天地所以界别区域，绝外内也。《书》曰“西戎即序”，禹即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贡物也。

西域诸国，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虽属匈奴，不相亲附。匈奴能得其马畜旃罽，而不能统率与之进退。与汉隔绝，道里又远，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盛德在我，无取于彼。故自建武以来，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唯其小邑鄯善、车师，界迫匈奴，尚为所拘。而其大国莎车、于阗之属，数遣使置质于汉，愿请属都护。圣上远览古今，因时之宜，羁縻不绝，辞而未许。虽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让白雉，太宗之却走马，义兼之矣，亦何以尚兹！

一、西域诸国名

开创了后世以国别撰写西域传的体例。

二、王治及其距长安的道里数

这种书写模式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记载西域诸国的体例，也表明了自汉代起，西域已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范围。

此外，部分西域诸国也会标注距离阳关的道里数，例如“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扜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一曰休密翕侯，治和墨城，去阳关七千八百二里。”

三、户口胜兵

《汉书·西域传》有时也会根据户口胜兵数量将西域诸国分为大国、小国，例如“罽宾国户口胜兵多，大国也。”“乌弋山离国户口胜兵，大国也。”

四、职官

《汉书·西域传》中职官大体按照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工、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侯、王的从低至高的顺序记录，这些职官受汉赐印绶，属西域都护管辖。

五、与西域都护治所及与周围诸国的距离

此外还会记载西域诸国周边的道路交通，例如“姑墨国东通龟兹六百七十里。”“温宿国东通姑墨二百七十里。”

六、西域诸国的风俗物产

《汉书·西域传》根据西域诸国的生活方式，将其分为以游牧为主的“行国”和以定居农耕为主的“土著”。

七、西域诸国与汉、匈奴之间的关系

例如“自且末以往皆种五谷，土地草木，畜产作兵，略与汉同，有异乃记云。”由此我们可以推断，鄯善、且末等国与中原关系紧密。蒲犁、依耐、无雷等国“俗与子合同”，这就形成了一个以“子合”为中心的关系网。大宛、康居等国与大月氏同俗，也可以反映出当时不属西域都护的西域诸国之间的相互关系。

《汉书·西域传》中有关西域诸国的自然环境，风土民俗等情况都被详细记载，而关于西域诸国族源以及自身历史则少有记录。西汉通过强调西域诸国定居农耕的生活方式，加强了西域与中原王朝的联系，使西域纳入汉朝的版图变为顺理成章。

《汉书·西域传》大体是按照丝绸之路的行经方向记载的，因此可将西域诸国初步分为丝绸之路南北两道。

丝绸之路南道有婼羌、鄯善、且末、小宛、精绝、戎卢、扜弥、渠勒、于阗、皮山、乌秅、莎车等十二个国，根据《汉书·西域传》对这些西域国共同属性及亲密关系的记载，又可细分为“丝路南道东段八国”“辟南不当道”西域三国。

葱岭地区有西夜（子合）、蒲犁、依耐、无雷、休循、捐毒、桃槐、罽宾、难兜、乌弋山离、安息、大月氏、大夏、康居、奄蔡、大宛等国，可分为“羌氐行国”“塞种三国”“罽宾四国”“安息二国”“大月氏五国”五类。

丝绸之路北道有乌孙、疏勒、尉头、姑墨、温宿、乌垒、渠梨、尉犁、危须、焉耆、龟兹、乌贪訾离、卑陆前后国、郁立师国、单桓、蒲类前后国、东西且弥、劫国、狐胡国、山国、车师前后国、车师都尉国、车师后城长国等，按照共同属性及亲密关系又可将其分为“乌孙”“丝路北道东段十国”“山谷十二国”和“车师四国”四类。

《汉书·西域传》记载元封二年（前109）楼兰最先送王子到长安当人质，汉军进攻车师时（前99），“危须、尉犁、楼兰六国王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使”。危须（今和硕县）、尉犁（今库尔勒东北）、楼兰（今若羌）皆为绿洲城国。此外，大宛王子、乌孙王子、康居王子、莎车王子等都在长安充当质子，他们带来的西域文化对汉地风俗也有着深刻影响。

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汉代简牍中，就有对不属于西域都护管辖的中亚国家如康居的记载，汉成帝阳朔四年（前21）简：

阳朔四年四月庚寅朔戊戌　　送康居王质子乘（传）……如律令

这条简印证了《汉书·西域传》中“至成帝时，康居遣子侍汉，贡献”的记载。地处中亚撒马尔罕的康居国，始终同汉朝保持着联系，但双方屡有冲突，汉朝认为康居态度桀骜骄慢，《汉书·陈汤传》记载汉元帝建昭三年（前36），西域都护甘延寿、陈汤远征中亚都赖水（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附近的塔拉斯河），擒杀北匈奴郅支单于，“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悬头蒿街蛮夷邸，以示万里。”长安蒿街蛮夷邸是专门接待域外宾客的馆舍，因此侨居蒿街的西域人较多，将郅支首级悬于蛮夷邸就是向他们警示宣威。

《汉书·西域传》记载西域都护郭舜上书反对送质一事，指责康居不尊重汉朝权威：

“其欲贾市为好，辞之诈也。匈奴百蛮大国，今事汉甚备，闻康居不拜，且使单于有自下之意，宜归其侍子，绝勿复使，以章汉家不通无礼之国。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国，给使者往来人马驴橐驼食，皆苦之。”

但是中央朝廷还是接纳了康居质子，将康居作为“新通”国家给予优待，以维持西域的稳定局面。

送质子入长安是汉朝与西域确定贡纳体系的一个特征，从这个角度看，这种关系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公元172年汉灵帝到京郊祭祀祖陵时，随从人员还有来自西域三十六国的质子（袁宏《后汉纪》卷二三）。可见，在汉帝国对远疆的羁縻战略部署中，西域诸国已成为其不可分割的控制部分。

同时，这个记载也反映了汉代对外政治格局的变化，由汉初反击匈奴“北胡”到武帝时转而羁縻西域“西胡”，比起匈奴统治下的暴敛苛求与财物勒索，西域诸国更愿归属汉朝。大量西域胡人进入中原汉土和长安，通过使节、质子、礼赠、贡献、册封等方式，渐入长安政治圈子。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更确立了汉廷与西域诸国的羁縻隶属关系，这也是两汉时期胡风劲吹的前提。

《汉书·西域传》对西汉西域诸国的基本情况皆有记录，记述内容一般包括王治、去长安的距离、户口胜兵、王侯职官、去西域都护的距离、与周边诸国的距离、风俗物产等，是我们了解西汉西域诸国的主要资料。

以下将从几个方面介绍《汉书·西域传》记载中的西域诸国的风土人情。

《汉书·西域传》中包含对西域多国服饰的介绍。

1.“休循国……民俗衣服类乌孙，因畜随水草，本故塞种也。”

又“捐毒国……衣服类乌孙，随水草，依葱岭，本塞种也。”

这似乎说明乌孙之衣服有类塞种。依据来自同传：“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又“乌孙国……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度，大月氏居其地。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

既然在《汉书·西域传》描述的年代，乌孙的居地是原来的塞地，乌孙之民包括原来的塞种，则乌孙的衣服受塞种影响以致类塞种是完全可能的。更何况，“乌孙”与塞种诸部之一的Asii不妨视为同名异译，乌孙和Asii本来可能是同源异流的关系。

2.“无雷国……衣服类乌孙，俗与子合同”。这说明无雷国也与塞种有关。

依据来自同传“蒲犁及依耐、无雷国皆西夜类也。”“西夜”与“塞”其实是同名异译。《汉书·西域传》 所谓“西夜与胡异，其种类羌氐行国”，应该是种类融合的结果。

3.“尉头国……衣服类乌孙”。这可以视为尉头国与塞种有关的一条证据。因为“尉头”与塞种诸部之一Asii是同名异译。

西域诸国可大别为土著和行国，其饮食习惯似也可随之分为两大类。前者以谷类为主，后者以畜产为主。《史记·大宛列传》以下记“土著”诸国时多称“田稻”、“田稻麦”或“种五谷”。《汉书·西域传》载细君公主歌称乌孙“以 肉为食兮酪为浆”，则是行国典型的饮食。

土著之国不仅需要谷食，也需要食肉饮乳，故诸国也多有“畜产”同样，畜牧为主要生计的诸国也不能没有谷食。故《汉书·西域传》载“随畜牧逐水草”的鄯善国“寄田仰谷旁国”。

至于西域诸国的饮料，《史记·大宛列传》以下记载最多的是“蒲陶酒”。“蒲陶酒”的主要原料是“蒲陶”。《汉 书·西域传》载且末国、难兜国、罽宾等国有“蒲陶诸果”。

此外，《汉书·西域传》载罽宾国“好治食”，“冬食生菜”，所谓“生菜”无非是新鲜蔬菜，盖据同传罽宾国气候“温和”，冬季亦不乏供应 。

《史记·大宛列传》，大宛国“有城郭屋室，其属邑大小七十余城”，安息国“城邑如大宛，其属大小数百城”， 大夏国“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汉书·西域传》中所载大宛、安息、大夏诸国城邑情况与《史记·大宛列传》略同。

据《史记·大宛列传》，乌孙“与匈奴同俗”，自然包括居住情况。具体而言，就是《汉书·西域传》所谓“弯庐为室兮旃为墙”。

《汉书·西域传》所传塔里木盆地周围诸国王治大多称“城”。王治是绿洲诸国的政治、经济中心。

此外，《汉书·西域传》还载有一些王治以“谷”为名的小国，例如：蒲类国（王治疏榆谷）和东西且弥国（王治于大谷和兑虚谷），很可能并无城郭可言。

土著则多有居室，如，《汉书·西域传》“罽宾国……其民巧，雕文刻镂，治宫室”，而乌弋山离国亦有与罽宾相似的“宫室”。 即使山居之乌秅国人，同传也称其“累石为室”。

1.马、驴和橐驼

如乌孙国“多马”；姑墨国“南至于阗马行十五日”；鄯善国“有驴马、多橐它（驼）”。

2.船

如“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既然“波河”，自然有船。临海之国更需要船。如“自条支乘水西行，可百余日，近日所人云”。虽然有浓厚的传说色彩，当时已有可用于远航的海船，似无可疑。

3.绳索和铁锁

“县度者，石山也，溪谷不通，以绳索相引而度云。”

4.驿传

“自乌孙以西至安息，近匈奴。匈奴尝困月氏，故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到国，国传送食， 不敢留苦。及至汉使，非出币物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所以然者，以远汉，而汉多财物 ， 故必市乃得所欲”，即是这一时期西域有驿传之证。

西域物产丰富、手工业制品精致，这些都远远高于“北胡”匈奴，匈奴的金银器制造技法和工艺多是从西域传入，例如常见的“胡人搏兽”题材明显引自大夏。在诺音乌拉匈奴贵族墓中出土有来自罗马、波斯风格的随葬品，其毛织壁毯上刺绣有浓密胡须、蓝色瞳孔的西方人像，明显是来自西方的作品。

《汉书·西域传》原文：

“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犁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

可见匈奴的物品也有很大部分依靠西域诸国供应，而善于经商的西域胡人直接充当匈奴与诸国贸易中介的角色。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载，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八年（52），北匈奴遣使携贡马、皮裘乞求和亲，“率西域诸国胡客与俱献见”，可见，匈奴依赖西域胡商向汉廷奉献见面礼。因此，进入汉地的一些西域胡人有可能是通过匈奴来的，汉匈之间兴贩流通不能忽视西域胡商的作用。

汉朝与匈奴经济往来中，付给匈奴大量丝绸、帛絮、粮食、酒以及其他物资，匈奴交换品匮乏，只有马羊等牲畜和皮毛之类物品。匈奴自己无货币，平时建仓存谷、穿井筑城都是依赖境内汉人劳动者。西汉后期，匈奴内乱导致经济穷困，时常靠寇盗劫掠救济补充。但汉朝与西域交易的物品却丰富多彩，月支苏合香，于阗玉石，罽宾织物、珠玑，大秦珊瑚、琉璃，波斯鍮石，千涂国玉晶等。罽宾以金银为钱，安息也是以银为钱，龟兹的冶炼铸造产品被称为“胡铁”，于阗发行的汉佉二体钱在1世纪时非常流行（这是西域古币自希腊钱那里承袭来的传统）。

相比之下，汉人更看重“西胡”经济的发展，中原达官贵族普遍以享用香料、石蜜、毛罽等西域商品为荣，不惜竞购奢侈品以满足自己的穷奢极欲。一般来说，匈奴自上而下好汉物，汉人则喜好西胡奇珍。所以，匈奴“胡骑”在军事方面影响汉朝，西域商贸则远远超过“北胡”匈奴的影响。

《汉书·西域传》记载，汉武帝年间西域南海方物“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对照《史记·乐书》解释“（汉武帝）后伐大宛，得千里马，马名蒲梢”，实际上，蒲梢、龙文、鱼目与汗血是来自西域的四种骏马。西域马在中原掀起了一阵追求之风，人们津津乐道于“天马”“龙马”“西极马”，汉武帝甚至亲作《天马歌》。

葡萄栽种技术首先通过西域传入中原汉地，《史记·大宛列传》载：“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馆旁尽种蒲（葡）萄、苜蓿极望”。安息、大宛、焉耆的葡萄酒也风靡汉地，特别是伊吾、且末、于阗等国土地适合种植葡萄成为汉人知道的信息。大宛、罽宾有马驼嗜吃的苜蓿，也引入汉地种植。葭苇、胡桐、白草等原来中原不清楚的植物也进入了汉人眼中，西域各国所产瓜果被列入“五果”载入史书。

《汉书》中记载天竺即身毒国，出产大象，其人“乘象以战”。乌弋山离国、条枝国、安息国均有狮子。大秦的玄熊（黑熊），罽宾的沐猴、封牛，条枝的犀牛、鸵鸟、孔雀，安息的鹫鸟（秃鹫）可以啖羊。

于阗的玉石、莎车的青玉、大秦的五彩玉、姑墨的雌黄、天竺的黑盐等都受到汉人喜欢，尤其是王公贵族更喜爱奇珍异宝，《汉书·西域传》记载罽宾国有珠玉、珊瑚、琥珀和璧流离（青金石），《后汉书·西域传》则记录大秦国有夜明珠、琥珀、夜光璧、青碧（孔雀石）、朱丹（朱砂）和出琉璃，天竺有玳瑁等。当时运往汉地的西域商品以宝石、香料、玻璃器、毛织品为主。

汉文史料对西域产生的毛皮、香料、织物、金属之类的物产也有不少记载，西汉时西域有三十六国，到西汉末分为五十五国，不管是位于昆仑山脉、葱岭深处还是位于沙漠边缘，它们都留下了许多历史遗迹。一个多世纪来，新疆楼兰、尼雅等地不断发现大量汉晋时期的汉地丝绸织物、木胎漆器，著名的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延年益寿长葆子孙”锦等汉文化实物；而具有明显西方风格的精纺毛织品、黄金和黄铜装饰品以及陶器等也陆续出现，吹竖笛半人半马怪像、希腊武士像、手捧丰饶角的女神像、持双蛇杖的赫尔墨斯像、人兽葡萄纹罽等毛锦彩缂图案更是引人注目，这些都是著名的西域特产标本。

尽管有些西域国家的物产还是传说，甚至是想象中的灵物，却极大地勾起了中原汉人的无限遐想，说明“胡风渐入”作为一个社会新因素真实地进入中国。

正如《汉书·西域传》说的“自宣、元后，单于称藩臣，西域服从，其土地山川侯户数道里远近翔实矣”，这也反映了有汉一代，对外来民族从双方对峙到交流互通，逐渐凸显大国思维的自信，既吸收外来因素又坚持本位文化，改变狭隘，兼容并蓄，从而形成了一个新的包容格局。

原文：

“乌弋山离国，王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不属都护。户口胜兵，大国也。东北至都护治所六十日行，东与罽宾、北与扑挑、西与犁靬、条支接。”

“乌弋山离”的名字在史记中没有记载，可能是司马迁的记载过于简洁，也可能是当时人们尚未听闻这个国家，总之，这是史料记载中第一次出现这个名字，三国时期鱼豢《魏略》中言道，“乌弋”又名“排持”。从《汉书》中的记载来看，乌弋山离国可能是波斯东南的卑鲁支斯坦（Beluchistan），而“卑鲁支”三个字快读的话，发音的确与“排持”相近。此外，文中又说“乌弋西与犁靬、条支接”，也就是说乌弋向西可以与犁靬相通；考据此时的西方历史，西汉末年时罗马的疆域已至幼发拉底河畔，那么这里的犁靬指的很有可能就是罗马帝国。（犁，《史记》中作黎。）

原文：

“安息国，王治番兜城，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不属都护。北与康居、东与乌弋山离、西与条支接。……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将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因发使随汉使者来观汉地，以大鸟卵及犁靬眩人献于汉，天子大说。”

这里提到了汉武帝时安息进献的犁靬眩人。这段记载在唐代杜佑的《通典》中也可以见到，“前汉武帝时，遣使至安息，安息献犁靬幻人二，皆蹙眉峭鼻，乱发拳鬓，长四尺五寸”（《通典·边防九》），宋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也引用了此条，“蹙眉峭鼻，乱发拳鬓”可以基本说明“犁靬眩人”应为欧洲人。

《汉书·西域传》在借鉴《史记·大宛列传》史料的基础上增加了对西域各国的描述，叙述之详尽为唐以前西域史料之最，反映了东汉时期中原地区对西域历史、地理、户籍人口及兵力风俗等情况的认识水平。岑仲勉认为:“《史记·大宛列传》曾记载张骞入西域之片段，但对于西域作系统之论述，还以《汉书·西域传》为创始。此《传》可说是后来各史《西域传》之蓝本。”

与史学和文学交融，以史学叙事语体为主的《史记·大宛列传》不同，《汉书·西域传》叙事语体与说明语体构成成分消长，史地学和文学出现分化。二者虽然均为叙事语体与说明语体交叉，但《汉书·西域传》文学性明显削弱，史学科学性增强。

主要体现在：

1.《汉书·西域传》西域情况叙事语体与说明语体比例明显改变。史地说明语体比例增加，文学叙事语体比例削减。《汉书·西域传》以时间为叙事线索，以国事为核心展开对事件和国别的记叙，语篇记叙自“汉兴至于孝武”年间至天凤三年与西域有关的汉朝国事。全篇共有119个语段，其中，叙事语段48个，占40.34%，比《史记·大宛列传》的73.53%大幅下降;共介绍西域54国，说明语段69个，与《史记·大宛列传》所涉8个语段相比大大增加，说明语段比例达57.99%，比《史记·大宛列传》的23.53%大幅增加。

2.《汉书·西域传》文本内容较《史记·大宛列传》更加丰富，说明更加详细。其中王城、与长安的距离、户籍等内容均为程式化表达数据更加具体准确。

3.《史记》的强烈文学性与班固《汉书》的谨严史法恰成鲜明对比。《汉书》不少篇章删削《史记》纪传而成，仔细比较一下，便可发现班固手中的文斧主要正是朝《史记》的文学性砍去。《汉书》以史家的眼光洞察历史的发展，在叙事中准确交代与历史发展有关的重要事件、人物的同时，更加注重用科学、准确的数据记录了大量历史、地理资料，由此，史学与文学出现分化。

《汉书·西域传》是我们研究西汉西域诸国的重要文献资料，其记载了包括婼羌、鄯善（楼兰）、且末、小宛、精绝、于阗等西域诸国的地望、人口、物产、风俗等基本信息，充分理解《汉书·西域传》对我们研究西汉西域诸国发展与民族治理具有重要的作用。悬泉汉简中有关西域诸国与中原王朝相互往来的记录极为丰富，其中既有西域诸国向中原王朝朝贡、通使、和亲、商贸的记录，也有西汉使者到西域策封、行赏、屯戍的文书，这些珍贵的文书资料，对于我们认识汉代西域诸国发展史有重要价值。

《汉书·西域传》包含了丰富的西域自然与人文信息，其正文部分对西域诸国政治归属作了明确区分，并对西域的自然与人文信息表现出髙度关注，体现了两汉王朝统治者对西域都护所管辖下的地域拥有明确的疆土意识，这是西汉王朝自汉武帝以来对西域长期持续经营的结果。然而篇末“赞论”却以“夷夏之辨”民族观为理论基础，提出西域无用论和羁縻论的观点，与正文所显示的疆土意识自相矛盾。这是统治者在东汉王朝前期国力不够强大的历史背景下，对经略西域力不从心的真实心态的曲折反映和粉饰，也是传统夷夏观对边疆经略消极作用的具体体现。“夷夏之辨”的民族观一定程度上束缚和影响了两汉王朝的西域经略进程乃至整个中国古代边疆经略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