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8月，潘漠华考入北京大学一院（文学院）预科，后升入一院外国文学系学习。他广泛、深入地钻研中外文学，热情探求新文学。他把文学创作的目光伸向了社会下层的普通劳动者，笔触真实地反映了辛亥革命后破产农民的痛苦生活。他的短篇小说《人间》，就是他在1923年的寒假回乡，参加宣平当年遭受水灾的调查救济工作时，在山乡与染布工施火咤相遇，深入了解后构思创作的。这篇作品淋漓尽致地反映了山区人民挣扎在饥饿与死亡线上的悲惨情景。

在北京大学这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高等学府里，他大量阅读、研究马列主义理论著作，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他亲身参加了学生运动。当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他与同学们一起参加了罢课和集会游行。1926年北京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愤然握笔，在《京报》副刊等多种报刊上发表评论，斥责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段祺瑞政府的卖国行径。他把革命斗争与文学创作结合起来，站在了斗争的前列。同年潘漠华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秋，当大革命的浪潮由南向北推进时，潘漠华毅然离开北大，经党组织安排，南下武汉，投身北伐先遣军第三十六军，任该军第二师政治部宣传干事、组织科长等职，随军沿京汉路北上，一直挺进到郑州。途中，身处军旅，任务繁重，仍不忘创作针砭时弊的小品文和每天的《行军日记》。部队在漯河附近的一次战斗中，他组织政工人员一面展开宣传鼓动，一面编成战斗队投入战斗，以艰苦踏实的工作精神，给军中官兵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一天，政工队伍沿铁路线行军，正要通过铁道桥时，他及时提醒大家：过桥目标大，还是涉水过河好。果然，队伍刚到河边，铁道桥就遭敌军炮击。他的建议，使部队避免了一次伤亡，保证了队伍顺利行进。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潘漠华所在部队停止了北进，回师武汉。期间，他参与主持欢迎由上海转移到武汉的浙江籍革命同志的欢迎会，并亲赴汉口邀当时的《民国日报》总编辑沈雁冰到会讲话，声讨蒋介石背叛革命的罪行。

七一五汪精卫也公开叛变革命，宁汉合流，形势日益紧迫，潘漠华愤然离开北伐军，从武汉经上海潜回杭州。

当时的杭州，党的组织遭受严重破坏，领导人一批批被捕关押，不少人倒在血泊之中。潘漠华在革命受到重大挫折的紧急关头，回到腥风血雨中的杭州，迅速接上组织关系，参加了刚刚成立的中共浙江省委领导的秘密工作。他的家乡宣平，当时尚未建立党组织，潘漠华和马东林一起介绍了刚从杭州宗文中学毕业的曾志达入党。他向省委建议，指派曾志达回宣平建党，并推荐中共党员潘振武回乡负责宣平地下党的通信联络工作。曾志达遂携带省委指示信，与潘振武一起在宣平积极开展建党活动。10月，中共宣平独立支部建立。

1927年10月，浙江省委机关遭破坏，潘漠华在杭州被捕，关押在杭州公安局的柴木巷拘留所。他的亲属和同学闻讯，紧急救助。由于他在浙一师的老师许宝驹出面保释，得以获救。出狱后，他回到宣平上坦，继而又因宣平党内同志被捕而暂时避居少妃附近的冷泉岩（山洞）。

冷泉岩僻谷幽静，以养病名义居留在此的潘漠华，却在这里紧张地开展秘密活动。他与县委曾志达等同志联系，研究在基层的建党工作。还以县委名义，召开了活动分子会议，商讨在农村广泛建立农民协会，开展“二五”减租斗争；在县城组织工会、开办读书会、平民夜校等活动，从中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不久，潘漠华回到上坦，在上坦、上陶一带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经短短几个月的活动，就介绍了十多名农民入党，建立了上坦、上陶党支部。后来，这一带成为当地党组织发展最快，农民协会建立最早的地区之一。

1928年春夏之交，潘漠华离开宣平，转辗于上海、厦门等地，以教学为掩护，继续从事地下活动工作。尽管他行踪飘泊，工作艰辛，但他与中共宣平县委领导人始终保持联系，关注着家乡的革命斗争。同年冬，宣平农村以减租减息和反霸斗争为中心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党组织发动了当地农民武装暴动。1929年初，农民暴动遭国民党省防军大肆镇压，全县被捕者达100多人，县委、区委领导人被悬赏通缉，曾志达、吴谦等十余人被迫避往上海找到潘漠华受到他真挚的帮助。潘漠华通过关系，在法租界租了一间房子，隐蔽安顿了他们。又日以继夜地把自己翻译整理准备出版的俄国作家绥拉菲莫维奇的长篇小说《沙宁》译稿，连同版权一起卖给光华书局，将所得的八百银元稿费和版权费，悉数交给曾志达等人作生活费，鼓励他们在危急关头坚定信念，增强勇气。潘漠华还乘当时的中共中央巡视员、前浙江省委书记卓兰芳也在上海之机，指导曾志达等人撰写了《浙江宣平党务报告》，亲自陪同他们向卓兰芳当面汇报了宣平党组织和农民运动情况。以后，这些同志大多返回宣平，重新点燃家乡的革命烈火，在斗争中一些人相继献出了生命。

由于严重的白色恐怖，敌探密布，危机四伏，潘漠华的活动不断受到威胁。1929年9月，他离开上海，并经常转换工作地点，流离往返在北平、开封、沧州等地，以教书的公开职业为掩护，所到之处都留下了他战斗的足迹。

1929年9月，他化名田言到开封第一初级中学当教师。他通过学校学生会组织了学生读书会和壁报组；指导师生阅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和其他进步书籍；帮助进步学生创办了反响很大的《火信》刊物；介绍师生参加“反帝大同盟”，发展左翼进步团体和党团组织。当一名进步学生被学校无故开除时，潘漠华发动学生会干部进行罢课斗争。他因而遭国民党当局通缉。幸他外出未归，前来搜捕的特务们才扑了空。

1930年春，潘漠华被迫离开开封，栖身北平，先后隐蔽在北平翊教女中、香山慈幼院，以教职为掩护，秘密从事“北方左联”的筹建工作。在参加八一国际反战日的游行示威中他第二次被捕，受尽酷刑，坚不吐实，使敌终无证据而获释出狱。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化名潘模和，转移到沧州省立二中任教职，直到年底。根据党的指示，他在学校组织演讲会，办起了宣传抗日的一四墙报和《大众反日报》，亲自为该报撰写了题为《怒吼吧，中国！》的发刊词，在校内外广为印发。还发动师生开展罢课、游行示威，张贴标语、下乡宣传等多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在实际斗争中，培养了一批优秀分子。他亲自介绍了杨钦、刘树功（刘建勋）等七名青年学生入党，建立了学校党团支部以及“左联”、“反帝大同盟”、“抗日救国会”等党的外围组织。他的活动，受到爱国人士和进步群众的拥护，也引起了学校当局和国民党政府的密切注意。任教仅半年时间，潘漠华就被校长解聘，再次返回北平从事北方左联的活动。

1932年5月，“国际联盟调查团”在中国东北调查期间，潘漠华和左联其他执委在北京多次举行集会讲演，揭露“国际联盟”袒护日本侵略、诬蔑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真面目。这一年的五卅纪念游行示威，队伍拉得很长，潘漠华右手拿着一把网球拍，走在队伍最前面。当队伍行进到王府井大街的南口时，日本帝国主义的士兵在日本使馆的操场上散开卧倒，拉动枪栓作射击状，企图威吓游行群众。潘漠华右手挥动网球拍，左手高举大声疾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拥护抗日军！”“拥护苏维埃！”“帝国主义从中国滚出去！”……成千上万的游行群众，跟随着他的声音一起呼喊，像大海的怒涛翻腾在东长安街上，吓得日本兵趴在地上连头也不敢抬。

1932年12月，由于革命互济会张慕陶叛变，地下党的安全受到威胁，潘漠华调往天津组织市委，就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长。他既要从事天津地下党的工作，又要开展北方左联的革命活动，还要在中国大学任讲师，讲授《社会发展史》。他在平津之间忙碌地奔波，不知疲倦地工作。

1932年12月的一天，潘漠华前往中国大学经济系主任马哲民家商谈工作，与侯外庐、许德珩、马哲民等一起被捕。为了隐匿自己的真实身份，他在看守所故意喊叫：“你们混蛋，我是来找系主任商量功课的，怎么把我也逮进来了！”马哲民听懂了他的话，互相对上了口供。到了警察厅拘留所，趁“放风”时，潘漠华悄悄地鼓励教授们：“你们不要怕，有人会营救的，我不能不赶快出去，追下去危险……”由于他没有暴露真实身份，他的第三次被捕，居然化险为夷。

不久，潘漠华又第四次被捕。这次是特务跟踪他来到辅仁大学教务主任台静农家，与台静农一起被捕，也因查无实据而获释。

1933年4月，为了实现党和文化界广大群众的要求，北方左联通过北方文总，与革命互济会、反帝大同盟等组织，共同发起了为李大钊举行公葬的活动。潘漠华与近两千人的送葬队伍一起，护送李大钊烈士的灵柩向万安公墓前进。沿途，他一面与国民党蒋孝先宪兵部队的暴徒抵抗，一面呼口号，散发传单，进行演讲，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

1933年初，日本侵略者侵占热河并继续向华北进攻。5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协助下，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进行武装抗日和收复失地的战争。潘漠华奉命奔赴张家口，参加抗日同盟军，担任该军机关报——《老百姓报》的编辑工作，紧密配合了抗日宣传。在8月1日召开的华北民众御侮救亡大会上，潘漠华还作为北方文总的代表参加了大会，并帮助起草了大会宣言等文件。9月，抗日同盟军在国民党反动派与日本侵略军联合围攻下失败。10月，潘漠华随吉鸿昌部突围，潜返北平，后转移天津，继续从事党的工作。

1933年年底，由于左联内部混入敌探，潘漠华在天津的河北大旅社第五次被捕。

在落入敌手的一刹那，他迅速撤掉了安全信号，保护了党组织和同志们。

在被捕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白天，他被敌人押回旅社去作“钓饵”，以诱捕其他中共党员；晚上，关押在国民党天津市党部特务队，遭受严刑逼供。他经受了考验，严守了党的机密。一无所获的敌人将他转押天津法院看守所。他被关入一间阴暗潮湿的单身牢房，酷刑折磨得他身患重病，全身蜷缩着不住地痉挛，忍受着极度的痛苦。后来，敌人以“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判处他五年刑期，囚于天津河北省第一监狱。

潘漠华进了监狱，失去自由，却又走上了对敌斗争的第二个战场。他仍然牵挂着党和同志们，千方百计从狱中传出信件，把“××叛变”“××被捕”的消息报告党组织。为了抗议监狱当局对政治犯的虐待和迫害，他抱病和难友们一起，以血肉之躯作为唯一的武器，先后发动三次绝食斗争，与敌人展开了生与死的搏斗。1934年12月24日，当狱中第三次绝食斗争取得胜利之际，潘漠华竟遭敌人浇灌滚烫的开水而惨烈牺牲，时年32岁。

潘漠华是一位很有女人缘的美男子，一生曾经和三位女性有着非常深厚和曲折复杂的情感经历。一是他的堂姐潘翠菊，二是由父母做主而婚配的结发妻子邹秀女，三是他在革命工作中相识、相知、相爱，最后结为亲密战友的陈竹君女士。

潘漠华的妻子邹秀女是家人安排的，是所谓“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从王文政《潘漠华年谱》的记载我们了解到，潘漠华17岁就与邹秀女定了婚，他们结婚的时间是1923年的冬天。那时候潘漠华正在杭州读书，在母亲和二哥的一再催促下，他被动无奈地接受了这门亲事。

虽然，这门亲事并不是潘漠华自己的初衷，但是，出于对家庭的责任感、对社会的舆论关照以及对女性的同情和爱护，尤其是对于母亲的深深的爱，潘漠华还是给予了邹秀女应有的同情和尊重。这从他给妻子的几封信件里还是可以感觉得到的。

婚后，他留给妻子邹秀女的信件并不多，这封信是他于1924年春天在学校里写的，信的开头写道：

秀女：

离家那一天的早上，知你要难堪的。我因自己的心情虽是一个男子却也同你一样，所以也说不出什么话来。我们就在无言中别了，有二十几日的盘桓，关系又如此密切，一朝分飞，说不定要一年半后再会，谁能止得住别时不泪，别后不思呢？今夜得详哥信，知你春梅那边已不去，决定在赞虞舅公边随读的信息。下乡去读书的话，我早知是不能实行的，我家无钱供给你学费，总是我的惭愧处。再还有什么话好说呢？现在既就在陶村念书，我愿意以某诗中的两句话赠你：“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空闲的时候记念着我。”

从这里我们看到，潘漠华对妻子还是有着很多的牵挂和留恋的。当然，他的心情也是复杂和矛盾的，他自己知道总不能像对待堂姐那样热情四射地去面对自己这位既熟悉而又陌生的新婚妻子。“总是我的惭愧处”一句，表面上说的是他们家无力供她学习的学费之事，事实上还是话里有话，包含了潘漠华对于妻子的许多无法言状的复杂和矛盾的感情在里面，或许还有一些无奈和迁就吧。

其实，邹秀女是一位典型的农村姑娘，她像所有中国传统农村的良家妇女一样，对潘漠华的感情始终是专一和单纯的。她自己知道与潘漠华在文化和各方面的距离都很大，所以还想着多学点知识以便尽可能地缩小和丈夫之间的距离，以便讨得自己爱人的欢心和认可。看得出，这里面饱含着一位典型的江南农村善良、贤惠的良家妇女的一片苦心。

此后，邹秀女曾经有机会到过潘漠华身边，那是1930年的4月，潘漠华曾经带着妻子邹秀女在河南开封一中任教，不久因为特务的搜查，潘漠华只身离开了开封而逃亡到北平。邹秀女也就因此在潘漠华朋友的护送下返回了老家宣平的上坦村。如此说来，潘漠华和妻子之间，除了先前感情上的或缺外，到处奔波的革命工作环境、严峻危险的革命现实斗争，似乎也是两人感情距离拉大的重要原因。

邹秀女和所有旧时代的女人一样，把自己的男人看成为自己的一切所有。所以她试图作出种种努力，比如坚持学习，想通过努力跟上丈夫的脚步，就是为了能够跟随在丈夫的身边而已。但是，无情的现实阻碍了她的美梦，无情的现实击碎了她的美梦。

就在潘漠华逃离到北平后不久，充满革命朝气的陈竹君闯入了他的视野。他们在革命的斗争生涯中相互认识对方，彼此吸引了对方，从而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陈竹君曾经撰文回忆说：

我认识潘漠华烈士是在1930年下半年，那时候，我正在北平翊教女子中学高中二年级读书。他从开封出走到北平，来翊教女中教国文，后来教修辞学。秋天被捕，这是他在北方第一次被捕，不久出狱。

我的家是四川开县，母早丧，封建家庭，继母不良，读书受迫害，连小学都没上。自杀吧？不是出路，才辗转到北方来上学。他一到校教课就很突出，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讲课，讲修辞学。他从人类的语言文字的形成开始讲述，很新鲜。劳动创造人类，形成艺术文学……左派学生赞成。出的作文题，也和别的教员不同。记得我写了一篇《我理想中的女性》，强调反帝反封建、女性继承权等等，他批判了一些观点说：世界上人分成两半——劳动的与不劳动的，劳动人民哪有真正的继承权？

在年轻而具有进步思想的陈竹君看来，潘漠华的思想是激进的、富有革命色彩的。这很自然地在热血青年的心头产生了共鸣。　

陈竹君回忆说：“记得有一次我们俩一道去看美国电影《五十年后》，影片宣传将来人在天空中生活，只吃丸药，不用吃饭，也不用生育。他非常愤慨，边看边驳斥这种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的所谓‘艺术’。后来他还专门为此写了一篇影评，寄北平的某个报社发表了。”

“九·一八”事变以后不久，漠华从北平转移到沧州，在沧州二中任教，直至年底。他和广大师生员工一起投入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组织演讲会，出版大型抗日救国墙报，罢课，游行示威，撰写标语传单，上街头宣传、演戏，展开了各种各样的救亡活动，深受进步人士和广大群众的拥护。

陈竹君回忆说：

“国联调查团”在东北调查期间，漠华更加活跃，常常到各种集会上讲演，揭穿所谓“国际联盟”的真面目。记得有一次在师范大学作报告，事前叫我在附近一个地点等他。他讲完了，就在进步群众的掩护下离开，我接到他一道走。那些时候，我在妇联工作。

漠华精力充沛，工作不知疲倦，还抽点滴时间写杂文、短评和翻译。他看问题比较尖锐，文字又比较简炼，他在给陈竹君的第一封信中就开门见山地说：“我很爱你，又怕害你，我是在波浪中打滚的人，你还有父亲……”一般人的爱情信不是这样写的。如此直率，如此简练而又意味深长。

潘漠华对革命是坚决的、忠心耿耿的，没有一点个人私利的打算。对于个人问题也是一样的坦诚布公，没有丝毫的隐瞒和欺骗。他毫不隐瞒地把自己曾经包办的婚姻情况毫无保留地告诉了陈竹君，他要陈竹君严肃认真思考这些问题，不要意气用事。这反而赢得了热血青年陈竹君的信任和好感，从而更加坚定了陈竹君爱他的决心。就是在这样肝胆相照、赤诚相见的过程中，在充满危险和风浪的革命斗争环境中，他们坚定地走到了一起。

后来，潘漠华在中国大学任教，陈竹君也改进中大经济系做社联和妇联的工作。

也许是这种飘忽不定的地下革命的生涯造就了他，塑造了他那种随意潇洒旷达的生活习性。他经常冬天一身夏衣、夏天一身冬衣，身上经常还会有当票，没有钱一天吃几个烧饼，有了钱又放开肚子大吃一顿。一次有个同志要到外地去，他们把唯一的两块钱全部买了吃的。他说：“这个朋友要走了，谁也不知道下次见面是在什么时候，咱们一定要痛痛快快地一块儿玩玩。”后来，从报上得知消息，那位他们曾经慷慨宴请过的同志在保定光荣地牺牲了。 潘漠华对于穿着也不讲究。有一次专为见某大学负责人，陈竹君为他特意做了一件哔叽长衫，他风趣地说：“见这些人，穿坏了门房不让进。”可等见过了，他又立马把长衫当掉了。陈竹君曾经为他织过一件毛衣，穿不了几天他又拿去当了。陈竹君很生气，潘漠华却笑着对她说：“广大劳动人民、工人生产了那么多东西，都不能自己享受，你个人的劳动，就那么爱惜吗？”陈竹君看到丈夫这样淳朴单纯的神情，也就只能够破涕为笑、不了了之了。

1932年鲁迅先生来北平，漠华和“文总”“左联”的同志都到前门车站去接，并且出席了欢迎会。第二年夏天，潘漠华与陈竹君一起到察哈尔去了。他们大概是七月初到张家口的，潘漠华住在报社——大生懋院内，陈竹君搞群众工作。

陈竹君回忆说：大约在十月间，我们由张北回到北平。也正是在那时候，我父亲死了，家里来电报叫我回去处理家庭纠纷。漠华对我说：“你回去趁机弄一笔钱来，可以帮助组织。我们在上海见面再一同到苏区去。”我于十月底到四川，从万县回开县，徐向前的部队正在川东、川北一带，当时的形势很紧张。在四川忽然接到吴砚农同志的来信，信中说：“漠华生病了！”我知道他被捕了。1934年4月我赶回天津，才知道了潘漠华被捕的详情。

陈竹君回到天津时，潘漠华已经从特务队押解到看守所了。潘漠华在特务队受尽各种非刑。晚上，非刑逼供，白天又押回旅馆——河北大旅社去作“钓饵”。

陈竹君回忆说：“我第二次去看他，他说已判了五年，要我等他五年。说吃了难友们很多东西，叫我买些用的吃的送去。以后我就常常送食品、衣物去，也送些旧书报去。”

法院在河北区，房子很潮湿，潘漠华一人一间监禁。他的健康状况也越来越差了，有时候还会抽风（痉挛）。

见此情景，陈竹君同宋锐庭先生商量，请了一位律师上诉，希望能够胜诉减刑。因为罪名只是“共产党嫌犯”，敌人并没有抓住真凭实据。然而潘漠华自己对此却有着十分清醒的估计，他曾对陈竹君说过：“虽然他们没有抓住证据，但我是被人出卖的，这就是证据。反动派是不会放掉我的，你自己好好工作吧！”

即便如此，此时此刻的潘漠华仍然对于未来充满希望和期待，他带信给陈竹君说：“五年后，恐怕话都不会说了。吃的砂子饭、白菜汤（大海里面飘小舟，比喻菜很少的意思），还常常吃不饱饭。监狱里每天只有一会儿放风的时间，也只有在这个短暂的放风时间里才能够看得见太阳……”

漠华牺牲后好几天，陈竹君才知道真情。

这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但陈竹君毕竟是经过一段时间革命工作锻炼的进步青年，她承受着巨大的悲痛，在宋锐庭同志的陪伴下前往监狱吊唁潘漠华，并且花钱买通了狱卒，另外买了口棺木重新安葬了潘漠华，还立了一块四方柱形，一米来高的方牌，牌子上镌刻着：

浙江宣平漠华潘训君之墓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立

潘漠华和陈竹君的感情，是经过革命风雨洗礼的，我们可以拿四个字来形容他们的爱情，那就是：志同道合。

在潘漠华的人生历程中，堂姐潘翠菊是一个非常特殊又十分关键的人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假如没有潘翠菊，也就没有诗人潘漠华，湖畔诗人的光芒也会逊色不少。

潘漠华诗歌的研究专家贺圣谟如是说：

我们研究潘漠华的诗而从考索他与这位“妹妹”（指的是他的堂姐潘翠菊）的关系入手，完全是因为如果不作这番考索，简直无法读懂他的爱情诗；而爱情诗又是他诗作中的主要部分。如果不了解诗人与恋人堂姐弟间为礼法所不容的爱情这一事实，就难以理解潘漠华的爱情诗何以竟有如此“不胜掩抑之致”的凄苦基调。

现在，让我们来看《祈祷》这首诗中的分量最重的几句——

“在你门前来回地走着，

今夜是第七夜了，

这回是今夜的第九回了，

他望不得你出来，

他将会走到天明，

明夜也仍将会走到天明，

后夜也仍将会走到天明，

他将会永远的每夜都走到天明，

你痴心可怜的情人！”

有人就作过这样的论析：“这种如痴如迷的恋爱，是令人十分感动的。‘他’为何不能见到心上人，而只有在‘她’门前苦苦徘徊，文中并无交待，我们也是很难推测其中的缘由，我们甚至不能理解‘他’站在门外为什么却不能进去相见。但那个时代恋爱的苦闷、婚姻的不自由，在这首诗里却是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作为一种情绪，这大概是一代人的吧。”

是啊，这缱绻悱恻、柔情万种的情感，真的是感动了无数的读者的。而难能可贵的是潘漠华的这份情感一直珍藏在他的心底。他是一位非常坚定和执着的人，他明知无法和自己的心上人结为伉俪，却一生都徘徊在这种缠绵的晦暗的却又是坚定的无法排遣的感情之中，显示了潘漠华极其男人的真性情。

潘翠菊曾经写过一篇回忆文章《参加革命，不盼长命》。该文称她曾保存潘漠华信13封（其中给她本人的4封），用什么纸什么笔写都记得清清楚楚。“此外，尚有小说《冷泉岩》底稿一篇，用三十二开报纸两面写三张半；未完成的手稿《深山雪》一篇，用十行纸写了二十张，是记述那次回乡赈灾和施火吒重逢的一段回忆；还有一部译稿，是关于某国一个古老的童话的故事，书名记不清楚了，译稿也是用十行纸装订成册的，有七八十张。”

潘翠菊回忆说：“这些手稿连同漠华自小佩挂的一块银制长命锁和一对包金的银手钏，一起交我保存。在银制长命锁的正面下端，有漠华亲手镌刻上去的八个字‘参加革命，不盼长命’。在一对包金的银手钏上，则有漠华亲手镌刻的另外八个字‘包办婚姻，信物不信’。自从漠华殉难以后，我把这些珍贵的遗物，一直小心保藏着，寄托着对他的无限的哀思。不幸在文化大革命中全部被抄没丢失……”

这篇回忆文章表明，潘漠华参加革命后还与潘翠菊保持着密切的来往，还把她当作最信得过的朋友和知己。把自己的结婚信物交给不是妻子的潘翠菊保存，并亲手刻上“包办婚姻，信物不信”八个字，其用意可想而知；潘翠菊对潘漠华托她保存的手稿的数量、内容甚至行款，50多年后仍记得如此清楚，这里边含有的深意更是不言自明了。

潘漠华：为理想和真理赶考献身

列宁说过，不要做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他本人虽然个子不高，其语言行动都不逊色于巨人。“文如其人”是常理善愿，可现实中“人不如文”的存量还是不少的。而湖畔诗人、左联战士潘漠华却是个知行合一勇于践行理想真理的显例，青春期一度结伴“歌笑湖畔/歌哭湖畔”抒写白话诗歌，呈现赤子亲情、爱情、真情的怀抱，在意象画面的清新缠绵中分行跳跃着对江山人民的大美大爱。进入觉醒年代，以主义真理为桨划入革命大海，以文化为利器与罪恶制度和黑暗现实势不两立，全身心燃烧投入追求真善美埋葬假丑恶的伟大事业。

潘漠华少年贫寒，出生家道中落家庭，但天赋志向非凡。放眼中外文坛，其心志反抗精神颇似英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乔治·戈登·拜伦，只是他貌似现实主义的行文中流淌革命浪漫的思想情怀，而为热爱追求付出所有的毅然决然的坚定性和大境界是一样的。跛子拜伦出生贫寒，继承世袭贵族爵位和庄园后，依然与腐朽反动的贵族上层对立，言行水火不容，被统治阶级视为危险的叛徒。拜伦从剑桥大学毕业后，1809年至1811年畅游南欧和西亚，对魂牵梦萦的人文艺术圣地古希腊、罗马迷恋不已，写出长诗《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震惊诗坛，因辛辣猛烈批判英国上流社会篇章，被英国统治者和上流社会视为“人民公敌”。英国人民却以他为荣。拜伦终生热爱希腊罗马的历史文化，1823年7月变卖财产组织远征军驰援土耳其铁蹄奴役的希腊，自任总司令投入希腊民族解放独立战争，不久生病献身异国沙场。在革命的坚决性和为热爱追求献出一切上，他们的大无畏舍身就义是一脉相通的。

潘漠华在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就读期间，其组织才能和文学才情就已施展体现，那时候他接受的先进思想和革命目标如上周云海的日出亮光，有理想的火球牵引，但更多的是缠绵、迷惘和惆怅。1924年7月北上考入北大，入学近两年后入党，是潘漠华从文学青年成为战士进而成为职业革命家的转折点。潘漠华从北大辍学参加北伐和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是他献身革命的思想意志淬火和职业革命家情怀能力的飞跃。为把他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变成现实，他南征北战在多个城市以教书先生身份谋生掩护，创建大江南北的多个党团组织，成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出色播火者。他每到一个地方短时间内就能准确筛选培养先进青年，建立原创平台阵地传递上级党组织的思想路线，让革命事业获得创造性突破和创新性发展。他四次被捕坚贞不屈，倾心倾力成为“北方左联”的发起、创建和领导人之一，最后又成功组建中共天津市委并担任常委、宣传部长。

执着研究潘漠华数十年的王文政先生，最近发表新作《他一生都在转进的背后》。潘漠华每转移一个地方创建一个根据地，关键是他在革命征程上每前进一步都有思想觉悟的飞跃进步，他是开拓进取勇立潮头的先锋战士。潘漠华是出生山里艰难读书成长的学生娃，他勇敢接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点燃的革命火炬，成为左翼文化蓬勃发展的优秀探索实践者；从一个勇于进取的优秀文青，锻炼成为开山垦地创建组织队伍的职业革命家；潘漠华在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的大黑暗年代，成为革命的急先锋和穿云拨雾的星辰。他考入北大不久就停止了诗歌、小说、散文的写作，根据革命需要撰写投枪匕首般的杂文评论，成为他投身革命灵活出手的利器。

潘漠华人生最重要节点是1924年7月经上海坐轮船北上过天津入京城的赶考，船上伴行是同村同宗族叔潘振武等。他们由天津上岸改乘火车，首次见识天津的街巷建筑，买看过《庸报》《益世报》，想不到1934年12月这两张官方报纸会登潘漠华“重病死亡”的造假新闻。潘漠华在1924年7月18日的《北上日记》中写道：“进白河口（即大沽口）……两岸污沙堆积，已成陆地，间有浅草风生，余均不名一毛者。稍进，洋房峙立，颇象吴淞口，有船厂、煤厂、盐场峙立其中。再进，则两岸青翠，殷然腴地矣。居民住屋，不分瓦墙，一概黄色，均以土浆之而成者……殊简陋而不固。船已至天津近，乃收拾行李，交佛照楼茶房……码头在紫竹林……至该馆后，房舍很清洁，唯房钱较费耳……在旅馆晚饭后……三人同至河北公园(即今中山公园前身)。天津多灰色，墙牌等无论矣……植树甚多，有几街树梢相接，阴荫更甚，街上行人复寥寥，虽有电车可通，但总显出冷落气象……”19日，“中饭于南开大学附近菜美居饭店”就餐后，即赶火车站上北京。

当时天津属河北版图。1934年12月24日，潘漠华在河北第一监狱组织同志们绝食斗争，被狱卒灌滚烫开水杀害。12月31日，战友陈竹君、宋锐庭买通狱卒，开棺验看烈士遗体“全身青紫，惨不忍睹”，重新买棺重新安葬，立了块一米来高四方柱形石碑，上镌“浙江宣平漠华潘训君之墓”。有版本说，第二年，漠华结发妻子邹秀女陪漠华老母陈珠莲，赴天津市郊寻墓迁葬而不得。又有说法，烈士母亲在漠华牺牲当年已不幸病故。漠华一生在沙漠垦荒，最后融入大革命的荒野，直到沙漠开花，成为笑傲天地的旭日和杜鹃。

潘漠华纪念馆位于武义县坦洪乡上坦村，原为一民居，建于清朝。2002年，武义县文管部门对该建筑进行修缮和整治，将其开辟为纪念馆。潘漠华纪念馆是金华市党史学习教育基地、金华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继与段雪笙等到北平筹建北方左翼作家联盟，负责起草《理论纲领》《行动纲领》和《成立宣言》，当选执行委员，连任三届负责人。1932年冬，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长。次年1月，至张家口参加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军报《老百姓》编辑。10月回天津，12月被捕，屡受酷刑而不屈，三次发动绝食斗争。

1934年12月24日被折磨逝于狱中。

主要作品编入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应修人潘漠华选集》中的《漠华集》。

湖畔（诗集）与应修人、汪静之、冯雪峰合集，1922，湖畔诗社

春的歌集（诗集）与应修人、冯雪峰合著，1923，湖畔诗社

雨点集（短篇小说集），1930，亚东

应修人潘漠华选集（诗歌、小说合集），1957，人文

漠华集（诗、小说合集），1984，浙江文艺

沙宁（小说）俄国阿尔志跋绥夫著，1930，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