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考入美国里海大学攻读化学工程，获化学工程学士学位。

1915年10月25日，与留美学生任鸿隽、赵元任、胡明复、秉志、相铨、竺可桢、杨杏佛、过探先等，在哈佛大学成立近代中国最重要的科学组织中国科学社，创建《科学》杂志。

1916年，毕业回国，先后任湖南工业专门学校、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数理化学部教授、化学系主任，中央大学教授、理学院院长，中国科学社论文讲演委员会委员。并在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国立浙江大学工学院前身)筹建了我国第一个化学工程系。

1921年，被推选为中国科学社1921~1923年度董事和《科学》杂志编辑部部长。

1922年，被推选为《科学》编辑部主任，延任至1933年止。

1923年，发表《五铢钱化学成分及古代应用铅、锡、锌、镴考》、《中国古代金属原质之化学》、《中国古代金属化合物之化学》、《中国古代酒精发酵业之一斑》、《中国古代陶业之科学观》等论文。

1927年8月4日，中国化学工业会成立，王琎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及首任会计。此后历任中国化学工业会上海分会和浙江分会理事长等职。

1920年代末，应蔡元培邀请担任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首任所长，组建了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分析化学、中药、纤维素、油脂、油漆涂料、陶瓷玻璃等小组，并结合中国化学资源开展化学研究，都取得较大成绩，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1927年，他提出了南京饮用水安全性的研究报告《南京之饮水问题》，这是我国最早的有关水质分析的研究报告。

1927年4月，他担任了以李振吾为校长的浙江工专校务会的七委员之一，出任浙江工专教务部主任。同年，浙江工专讨论筹备“工专”改“大学”，又被推为“浙江大学”的九个筹备委员之一。是浙江大学的建校元老。

1928年，参加中国工程师学会。

1931年，王琎与柳大纲撰有《宜兴陶业之初步化学考察》。

1934年，王琎再出国门，进入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任研究员，师从著名物理化学家、分析化学家 LW．Kolthoff继续深造。

1936年5月，提出了《铂、金、银在不同电解质溶液中的电极电位》硕士论文，首次解释了铂、金、银在不同的电解质溶液中不同抗腐蚀能力的原因。

1936年，获硕士学位。返国途中赴英、德、法、瑞士和意大利大学以及研究机构从事考察。

1936年夏，王琎接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之聘，任该校化学系教授。

1937年，受竺可桢校长之聘，历任浙江大学理学院化学系主任、师范学院院长兼理化系系主任和理学院代院长及代校长等职。是教育部部聘的一级教授。

1941年，与浙大教授德梦铁结婚。

1949年6月，全国科学会议筹备会在北京召开，王琎也是由全国科学团体公推去京开会的五位浙江大学教授之一，这五人是：王琎、蔡邦华、贝时璋、苏步青、王淦昌。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届政协会议上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并与毛主席同桌共餐。

1952年，浙江大学院系调整后，先到浙江师范学院执教，后为杭州大学一级教授。

1950年代，王琎受高教部的委托，与他的学生戚文彬编写了全国高等师范院校通用的《分析化学》教材。全书共60余万字，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于1958年出版，其时王琎已年过七旬。

1966年12月28日，王琎遭暴徒入室抢劫，惨遭杀害。一个大学生从抄家红卫兵那里得到内幕消息，王琎家的财钱已经发还了。为了谋财，他用随身携带的一根铁棒，从背后偷袭了王琎，一代科学巨匠就此离世。

1978年，王琎90岁寿诞之日，杭州大学为他开了追悼会，推倒了对他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辞。

父亲：王士骏（1838~1917），担任县令达20余年，官至知府衔直隶州知州，从四品，授清朝议大夫。原配叶氏育二子王璠（永春盐大使）、王珩（候选光禄寺署丞），侧室杜氏育三子王珽（伯明翰大学商学士）、王琎（中央研究院化学所所长，著名化学家）、王曰伟（中央大学理学士，杭州大学教授）。

母亲：杜氏

妻子：杨湘波，孙珍如，德梦铁

长子：王秉忱，1910年3月15日出生，其母亲杨湘波1918去世，由继母孙珍如抚养。解放后担任了中南建筑设计院副总设计师（未设总设计师），设计了武汉长江大桥等诸多著名的建筑。王秉忱的长子王天骏、长女王蜀音（现名金立文）

次子：王启东，国内闻名的材料科学家，美国斯坦福大学机械工程学硕士、爱荷华大学哲学博士，在浙江大学创办了我国第一个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系，曾任浙大副校长、教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浙江省科协主席、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

女儿：王宝琳，中国儿科肾脏病专业的奠基人之一，1994年获亚洲儿科肾病协会先驱奖，北京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教授。

女婿：林秉南，水力学与河流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孙子：王天骏（美国匹兹堡大学电子工程博士，著有《文明梦——记第一批庚款留学生》）、王宇平

王士骏大女儿王琼瑛的儿子柯俊、柯伟及夫人李依依，三人均为院士。王士骏家族一门四院士，多有在国内为各学科开创者之大才，国内罕见。

创立“中国科学社”

1915年，王琎在美国伊萨卡城发起创立“中国科学社”，是《科学》的发起人和撰稿者。在1930年~1933年间担任中国科学社的社长。

1916年，回国，先后在湖南工业专门学校、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化部任教授兼化学系系主任。

1918年，中国科学社及其《科学》杂志迁回上海，王琎为《科学》杂志撰写了不少论文及介绍国外最新科学成就与著名科学家的文章。

1921年，被推选为中国科学社1921~1923年度董事和《科学》杂志编辑部部长。在《科学》杂志上连续发表7篇文章，包括：国外科学家的传记(如《化学家任默塞传》)；讨论哲学与科学关系的《哲学与科学》；关于中国化学史的论著《中国制钱之定量分析》、《中国古代陶业之科学观》等。

1922年~1934年，担任《科学》杂志主编。

1927年8月4日，中国化学工业会成立大会，王琎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及首任会计，为学会办刊及审稿付出了诸多心血。此后，还历任中国化学工业会上海分会和浙江分会理事长等职，为中国化学工业会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贡献。

1928年，协同蔡元培创建中央研究院，并任化学研究所所长。是我国分析化学与化学史的创史人。他上任后，结合当时国家化学学科现状和科技发展规划，组建了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分析化学、中药、纤维素、油脂、油漆涂料、陶瓷玻璃等小组进行工作，并结合中国化学资源开展化学研究，都取得较大成绩，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1931年，王琎亲自参加山东博山、江苏宜兴的陶业调查，与柳大纲撰有《宜兴陶业之初步化学考察》一文。

1944年10月25日，中国科学社浙大分会在贵州湄潭文庙举行年会，李约瑟博士应邀与会致词、对王琎教授在中国古代化学史上的重大贡献十分赞赏。王琎的成果为后来李约瑟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这部巨著起了重要作用，《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序言中特别提到竺可桢、钱宝琮、王琎三位的名字。

创新中国化学史研究方法

王琎是我国提倡并实行分析实验与历史考证相结合研究化学史的拓荒人。

王琎研读了有关中国科学史古籍，运用现代广博科学知识与方法，进行实验分析，测定大量数据，而后又与历史记载、文献考据结合起来比较研究，以得出准确可靠的结论。

王琎潜心化学史的研究，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发表了研究论文，如《中国古代金属原质之化学》、《中国古代金属化合物之化学》、《中国古代酒精发酵业之一斑》、《中国古代陶业之科学观》等。

1923年，王琎发表的《五铢钱化学成分及古代应用铅、锡、锌、镴考》一文，通过对若干枚不同朝代五铢钱的分析化验，由分析结果得出判断五铢钱年代的科学依据。这在我国化学史研究中是属开创性研究，也为后人的研究开拓一条正确的途径。

王琎对中国古代化学成就、中国铜合金冶炼技术，中国古代金属化合物、中国古代实用化学知识和技术，中国科学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都有独到的见解和成果。

开创中国近代分析化学

王琎讲授分析化学、有机化学、工业化学等课程，并用化学分析的方法进行科学研究，取得了不少开创性的成果。

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他以铜合金的系统精确分析为依据的中国古代化学史系列研究论文，既反映了他在化学史研究领域的新成就，也说明了他在化学分析领域的新开拓。

1923年，王琎在分析五铢钱的化学成分前，首先对分析所用方法的准确程度进行研究，这在我国化学界是前无古人的。

1925年，王琎对江苏凤凰山铁矿之化学成分进行了分析。详细分析铁矿中不溶物Fe2o3、Sio2、Mno2和Al2o3、Cao、Mgo的含量，这对合理利用凤凰山铁矿资源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1927年，他用化学分析的方法，对南京水源进行了仔细考察、化验，通过对长江水、九眼井水、雨花台水、胭脂井水和塘水中的化学需氧量、氨态氮、蛋白氮、亚硝态氮和硝态氮的分析，提出了南京饮用水安全性的研究报告《南京之饮水问题》。这是我国最早的有关水质分析的研究报告。

王琎结合浙江黄铁矿资料，作过“关于浙江黄铁矿的主要成分及其含铁量以及黄铁矿系统分析方法”的研究，和“均相沉淀”的研究，为浙江省黄铁矿的开采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

王琎毕生从事分析化学的教学工作，分析化学课是他教学工作的重头戏，讲过高等分析10年，近代化学分析选论2年，定量分析(理论与实验)24年，微量分析5年，定性分析12年等，无论在培养人才上、理论上、分析方法上及实验研究上，都是中国分析化学的先驱与开拓者。

培养大批化学人才

1916年，王琎学成归来即执掌起了教鞭，先后在湖南工业专门学校、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等校任教，并在浙江高等工业学校筹建了我国第一个化学工程系。

1936年，王琎第二次留学回国，先后任教于四川大学、浙江大学。

1937年，他随浙大西迁，一路上历尽艰辛，始终坚守岗位。有段时期，化学系主任因事离开，竺可桢校长请他暂代主任。他毫不犹豫地挑起了重担；又有一段时期，化学系请不到物理化学老师，竺校长请他代课。虽然他没有教过这门课，还是毫无二话承接下来，一盏油灯伴他备课至深夜，令人感动不已。

在浙大西迁湄潭办学时，实验条件更差，他总是千方百计自己动手创造条件多开实验。师范学院需要实习学校，王琎设法在宜山蓝靛村办起实验小学，在湄潭办起浙大附中，既解决教职工子弟和周边民众子弟入学难问题，又解决实习场所，一举两得。

王琎协助当地教育部门负起辅导黔桂两省中等教育教师之使命，开办教师进修班、暑期讲习班等。

王琎勤勤恳恳为国家培养科学技术人才，一贯重视基础理论和实验课的教学。在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时，曾授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和高等分析等课，对实验要求十分严格。经过6年努力，使实验研究工作初具雏形。

在数十年的任教生涯中，王琎开设了多门新课，自编讲义，讲义里有新材料、新观点，有世界学科前沿的新成就，具有鲜明的特色。他受教育部委托编了数十万字的高校教学用书《分析化学》(上、下册)；最早翻译了苏联学者阿列克塞耶夫主编的《定量分析》(上册)。

王琎上分析化学课，采用箭头图解逐步进行方式，凡是加什么试剂及其用量均注册在箭头的上方，而且有关分析操作手续如加热、冷却、搅拌、沉淀、过滤、或分析溶液应该通什么气体（N2、H2S等等）则将其注明在箭头的下方，这样既精简了教学的内容，又能使学生一目了然，大大加深了理解和记忆，且容易记课堂笔记，深得学生的赞赏，在大家心坎中还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王琎除担任分析化学课外，还开过物理化学、化学史、矿物学等课。他讲课语言生动、逻辑清晰，多有启发，循序渐进，把学生引进科学的殿堂。他还结合教学写了不少科普文章。文章通俗易懂、文笔流畅，对普及科学、启迪青年向科学家学习产生深远影响。

王琎在培养学生中，坚持高质量、严要求，学生要完成学业比其他学院难。如，浙江大学师范学院第一届招生60人，毕业时不到 40人，第二届招46人，毕业生仅18人，第三届招82人，毕业生仅34人。

王琎学风笃实，教学认真，逻辑清晰，循序渐进，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化学人才，深受学生的尊敬。

王老师身上真正体现了三风，可归纳为：一、学者之风，二、长者之风，三、儒者之风（可界定为对师生员工的彬彬有礼，不分高下，一视同仁）。可谓是达到了“为人”的最高境界。

王琎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化学研究人才。其中有20世纪40年代中央研究院化学所的所长吴学周，1949年以后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的所长王葆仁，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的所长柳大纲，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钱人元等都是他早年的学生。许多我国知名科学家如严济慈、赵忠尧、周厚复、王家辑、伍献文、程开甲、叶笃正、杨士林等等也都受过他的教诲。

1929年间，身为《科学》杂志主编的王琎，收到了江苏金坛中学基层职员华罗庚的一篇论文《Sturm氏定理的研究》，便亲自将其编发1929年12月出版的《科学》14卷14期上。

1930年春，王琎又把华罗庚另一篇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编发在《科学》杂志上，一时轰动了数学界。

他还将华罗庚推荐给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先生，了解到华罗庚的自学经历和数学才华后，熊庆来教授打破常规让华罗庚进入了清华大学图书馆担任馆员。1931年后，又提拔华罗庚在清华大学数学系担任助教、讲师等职，此后经过长期的努力，华罗庚成了世界著名的数学家。

王琎热情的鼓励，成就了一个天才的人生。

王琎的大半生在中国近代最为动荡、苦难的时期度过。他曾赴汉口参观工厂，仅仅因为在码头上误走了一条所谓“洋人专用”的道路，就遭到了巡捕的痛打。“为什么中国人的地方中国人不能走”

满腔的悲愤化了“一·二八”淞沪抗战时的行动。

1931年，“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事起，王琎号召科学界捐献财物，支援抗日。他和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同事，冒着生命危险在实验室秘密制造爆炸性很强的硝酸纤维炸药，并雇了一个船工由小船拖着炸药包去炸日舰。因船工过于紧张，过早引爆，虽未能危及日舰，足见王琎舍命保家卫国的革命精神。

抗战后期，通货膨胀严重，很多人抢购黄金银元以求保值。有人劝王琎也这样做，却被他严词拒绝。他说：“抗战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既不能上前线杀敌，还要在后方扰乱金融么”

从动荡苦难历史中一路走来的王琎，在感受到了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深深为国家、民族重获新生而感到由衷的高兴。他本人两度留洋，对国外优越的条件没有半分留恋，学成即回国。

解放后，王琎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新中国，满腔热情地写信给在美国的儿子王启东，女儿王宝琳，女婿林秉南，希望他们为新中国效力。1951年起，他们先后冲破重重阻碍，回到祖国，为祖国经济社会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贡献。

1956年9月，年近70的王琎加入了九三学社。他在入社申请书中深刻剖析了自己的思想转变历程。他说：“我虽已是垂老之年，但‘老黄忠’的劲头还是有的，我要跟共产党走，追求科学进步，为社会主义建设多添一砖一瓦。”

1937年，王琎随浙大西迁。他以多年积蓄在南京和上海建筑的两处寓所，毁于兵燹，虽感痛惜，担忧晚年生活无着，但他对子女们说：“只要国家民族不沦亡，个人损失算不了什么；勤俭奋斗，就可重建家园。”这种“有国无家、先国后家”的思想境界值得学习与弘扬。

王琎在浙大任教，为国忧，为校忧，不辞辛劳，孜孜不倦，成为竺校长的好助手之一。在西迁10年办学过程中，他携师生与眷属，颠沛流离，历尽艰难，在川桂公路上一次遭翻车之祸险些丧命，不说家产荡然无存，更有丧偶之痛，经受人生最严酷的打击，令人崇敬与唏嘘不已。

在压顶的灾难面前，他始终挺直腰杆，视校如家，钻研学问，教书育人。

凡此种种，王琎不顾自家为人家，为了国家利益，牺牲个人利益，等等，正是竺校长倡导的求是精神的具体内涵。

1938年8月，浙江大学师范学院成立，王琎被学校聘为院长。他受命于危难之际，师院开办费甚微，教师紧缺，可他没有退却，而是发扬求是精神迎难而上，与文理学院合作，共渡难关。

1916年，王琎为《科学》杂志编辑了《爱迪生专号》，以饱满的激情亲自写发刊词：“科学家和发明家，要使人钦仰，不但靠他科学上的贡献，也在乎人格的伟大。大科学家如法拉第(Faraday)，麦克斯韦(Maxwell)、巴斯德 (Pastear)等俱富人类应有的美德，例如谦逊、直爽、简单、有目的的努力、诚实、富有同情心、高尚和对社会有责任心，这种优美品格在爱迪生身上都可寻到，贫穷和失学不能挫折他上进的毅力，妇孺皆知的名誉和著名大学最高的学位，不能引发他一毫的虚荣心，耄耋的年龄和巨万的资产，不能懈怠他要探讨新学说和做新实验的锐志。而他爱国的热肠尤其在欧战时期可以看出，他在祖国困难的时期，将他的学识精神和他设备完美的实验室，俱供献于政府，作国防研究之用。这种精神在我们中国正要极力提倡，所以我们要纪念爱迪生，把他来做我们的榜样。”

王琎热情地赞美爱迪生等伟大科学家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其崇高的品格，正是他长期以来追求并躬身实践的精神与品格的写照，值得后学崇敬与弘扬。他写道：“真正的学者，思想家，科学家，没有一个不希望中国急起直追，去利用文明新利器 ——科学，来解决她自身的困难的，不过直到现在，我们仍是落后，我们感到惭愧，所以我们要纪念爱迪生和发刊‘爱迪生专号’。”

王琎勤读古今中外名典，他读过《三字经》、《千字文》、《尚书》、《尔雅》等古书，以及大部头的英文或德文版原著。科学方面：除化学外，天文、地理、生物学、真菌学、矿物学等。文学方面：中外历史，特别是明清史以及古今作家的笔记、传记和游记都涉猎，对《红楼梦》也有研究。

王琎也是一位诗人。抗日战争时，浙大西迁遵义湄潭办学，他和钱宝琮、苏步青、江问渔等 7人创办湄江吟社。

1943年5月20日，《湄江吟社诗存第一辑》刊登之王琎诗《试新茶》：

送茶

刘郎河洛豪爽人，买山种茶湄水滨。

才高更复嗜文艺，欲为诗社款诗神。

许分清品胜龙井，一盏定教四壁春。

钱公喜极急折柬，净扫小阁无纤尘。

大铛小碗尽罗列，呼童汲水燃炉薪。

饮茶

寒泉才沸泻碧玉，一瓯泛绿流芳茵。

浮杯已觉风生肘，引盏更若云随身。

岂必武夷坐九曲，且效北苑来三巡。

饮罢文思得神助，群公诗意生蓁蓁。

1943年6月13日，湄江吟社第五次集会，吟咏湄潭茶场新八景，王季梁《咏虹桥夕照》：

髣髴江南旧画桥，绿杨低处坐吹箫。

远山漠漠云疑树，曲涧淙淙水似潮。

夹岸新蒲迷药径，绕垣古木护茶寮。

夕阳影里扶栏立，鸦背飞霞极目遥。

1961年，王琎写的《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两首)：

其一

客观真理本分明，详辩深思理更清。

自我批评提武器，当仁不让立标兵。

和风细雨花争放，百炼千锤铁始成。

马列方针牢握住，何妨万籁一齐鸣。

其二

桃花灼灼柳依依，满院春光各献奇。

见得同时仍见异，既知是处又知非。

百川归海方能大，歧路亡羊免自悲。

矛盾纷纭看统一，全凭辩证不怀疑。

1964年国庆前夕，王琎在九三学社《杭州社讯》头版发表了题为《七十年的回忆，新和旧的对比》的文章，介绍了新旧社会的巨大差异，号召大家积极投身经济社会建设，并附上诗歌一首：

回首迷茫七十年，而今拨雾见晴天。

衰年也似青年乐，建设声中喜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