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在隋炀帝的一系列急政中走向了灭亡，李唐政权最终在隋末大乱中重新统一天下。除了武则天的武周时期与唐哀宗被朱温控制的傀儡时期以外，李唐政权几乎始终以长安为帝都所在，同时是唐王朝的“西京”。

唐朝在建国以来一直叫长安为“京师”，直到公元742年（唐玄宗时期）才第一次以长安为“西京”。公元757年，由于唐肃宗曾经在凤翔府（今陕西省凤翔县）驻跸指挥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因此改以凤翔府为“西京”，改称长安为“中京”。公元762年，由于安史之乱逐渐平定，便不再称呼凤翔府为“西京”，中京长安也被改称为“上都京兆府”，这个称呼一直沿用到唐朝灭亡。

　　在整个唐朝，长安被明确设置为“西京”的时间只有短短15年（公元742年到公元757年），凤翔被明确设置为“西京”的时间则更短，只有5年（公元757年到公元762年）。但是，长安城毕竟是做了一千多年的西部京师，习惯上还是会把长安称为“西京”。长安之后，凤翔城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二个被明确授予“西京”称号的城市。

　　在从周朝到唐朝的两千年历史之中，以农耕产业为基础的华夏文明始终以关中平原与河洛平原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长安（及其前身丰镐、咸阳）与洛阳各自位于关中平原与河洛平原之上，实现大一统与北方一统的王朝也往往将其帝都选在长安或洛阳。这种摇摆于“东西两京”之间的周秦汉唐定都规律，其实正是关中与河洛在周秦汉唐时期位于整个华夏文明战略中心的体现，甚至即便官方没有授予长安以西京的称号，民间也会在习惯上称呼长安为“西京”或“西都”，这种习惯甚至影响到了宋元时期，著名元曲大家张养浩的一句：“望西都、意踌躇，宫阙万千都做了土”，便是明证。

后梁政权取代唐朝之后，便以首都开封为东都、以陪都洛阳为西都，而后虽有后唐政权再度以长安为西都，但取代后唐的后晋、后汉、后周乃至北宋，则先后把位于南北大运河枢纽的开封当作首都，并称其为“东京”，相对的“西京”则被安排给了洛阳。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要知道洛阳在唐末以前的历史中，总是以“东京”“东都”为其京号的，却因为关中与中原地区在唐宋之际的持续衰落，而变成了五代政权与北宋政权的“西京”。

　　除了北方的五代政权有设置西京外，南方十国之中的南唐、吴越两国也有设置“西都”，南唐国的“西都”便是国都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市，与南唐陪都东都江都（今扬州）并称“东西两都”；吴越国的西都则是首都杭州，与吴越陪都东都越州（今绍兴）并称“东西两都”。所以，金陵（今南京）与杭州也曾短暂做过东南割据政权的“西京”城。

宋辽夏金时的洛阳与大同

北宋政权实行“四京制”，分别设置“东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北京”大名府（今河北邯郸大名县）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而洛阳作为北宋的陪都，保有了“西京”的名号，洛阳在当时甚至成为中原士人的文化中心，二程在此开创“洛学”，司马光在此编著《资治通鉴》，如欧阳修等文豪又多有在洛阳任官创作的经历。南宋偏安后，只是以杭州为“临安”，在理论上并没有放弃已经被金国所占领的北方四京，可以说，洛阳依然是南宋政权在名义上的“西京”。

　　与两宋政权同期存在的北方辽、夏、金政权，也学着中原政权的模样，设置了西京。辽朝与金朝的“西京”，都是大同府，也就是今日的山西省大同市。大同由于始终处于辽金版图的西部重心地带，所以获得了两百年左右的辽金西京地位。与宋辽金并立的西夏，以其首都兴庆府为“东京”，以军事重镇西平府（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为“西京”，从而模仿中原政权形成两京并列的形制。

　　辽宋夏金以后的元明清三朝，在长达七百多年的时间里，均未曾设置过西京或西都，所以西京、西都之名号，便没有像南京、北京那样从“京号”转化为地名，这才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公元25年，西汉皇族刘秀称帝，建都雒阳，东汉王朝建立。由于刘秀以西汉的继承人自居，在雒阳成为国都的情况下，西汉旧都长安为西京。当时的长安被称为“西京”、“西都”，文学家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都对旧都长安有过描述。

在唐朝，长安也被称作西京，通典记载：大唐初复为雍州，开元元年改为京兆府。凡周、秦、汉、晋、西魏、后周、隋，至於我唐，并为帝都。（周谓幽王以上。汉谓西汉。晋愍帝亦暂都於此，凡四年。后魏孝武帝自洛阳来都之，是为西魏，凡四主，得二十二年，而禅后周。）其间王莽、更始、刘曜、苻坚、姚苌，亦都於此。（前赵刘曜为石勒所灭。前秦苻坚为姚苌所灭。后秦姚泓为晋将刘裕所灭。）今号西京。

东汉末年长时期的军阀混战的结局，是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的出现。北方的曹魏政权是接受东汉所谓的“禅让”而建立的，以正统相标榜，洛阳成为新的王朝的国都，长安为陪都，号为西京。此外，北方军事重镇邺（河北临漳）、曹魏政权起家的许（河南许昌）和魏武帝曹操的出生地谯郡（安徽亳州）也取得了陪都的地位。这种五都制的局面持续了45年，西晋取代曹魏以后，以洛阳为都，没有实行陪都制。

十六国时期，前赵、前秦和后秦三个政权先后以长安为国都，后赵和大夏则以长安为陪都。后赵政权建都于襄国(河北邢台)，后迁都于邺，在都邺期间建立了长安和洛阳两个陪都。由于西晋末年洛阳和长安的宫室破坏严重，后赵政权曾经征发民力修复长安、洛阳的宫室，称作“二京作役”，动用劳动力将近四十万人，显示了后赵对陪都的重视。

公元416年，东晋刘裕出兵北伐，第二年进入长安，攻灭了以长安为都的后秦，这一年年底，急于篡夺东晋政权的刘裕匆匆南归。此时，匈奴政权大夏的首领赫连勃勃率军南下，于公元418年攻占长安，驻防的晋军全军覆没，赫连勃勃遂领有关中。大臣都劝赫连勃勃建都长安，赫连勃勃却认为他在陕北的根据地受到正在华北兴起的鲜卑政权北魏的威胁，以新征服的长安为都过于冒险，于是仍然以统万城（陕北横山）为国都，称为北京，而以长安为陪都，称为南台，时人则称为南都。

从西周建都长安到公元904年唐朝末年，长安千年时间里不间断地作为都城。公元904年，唐的权臣、军阀朱温胁迫唐昭宗迁都洛阳，并完全破坏了长安，907年唐朝灭亡。三年后，朱温取代唐建立了后梁政权，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

后梁在北方最大的敌手是盘踞山西、被唐朝封为晋王的沙陀贵族李克用，双方的斗争持续了二十多年。李克用死后，其子李存勖于923年初称帝，国号大唐，历史上称为后唐，这是五代中最大的王朝。李存勖以为唐朝复仇相号召，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动。同年十月，唐军击败后梁主力，攻占开封，年底宣布洛阳为国都，号为洛京。为了给大唐旧都长安应有的地位和尊重，李存勖以长安为陪都，称之为西京。

公元935年，“儿皇帝”石敬瑭以出卖幽云十六州为代价，换来契丹的支持，消灭了后唐，建立后晋。公元938年，后晋以开封为都，洛阳为陪都，号为西京，降西都长安为晋昌军。由此可见，在后晋建立之初，长安仍然短暂地作为陪都。但是此后，再也没有任何封建王朝把长安作为国都或陪都，虽然北宋初年以及明代初期，宋太祖赵匡胤和明太祖朱元璋都曾有迁都长安的念头，但最终都以种种原因作罢。

提起五代和北宋，许多人会因其当时的分裂割据局面而想到“战争”和“厮杀”。事实上，从五代到北宋这些年里，作为首都或是陪都的洛阳仍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留给后世的，仍是数不尽的物华天宝。

洛阳“中心”地位不减

公元907年，唐朝灭亡之后，中国依次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5个王朝，史称五代。在这期间，后梁、后唐、后晋依旧定都洛阳，后汉、后周则以洛阳为西京。

在五代时期，洛阳仍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公元960年，北宋的建立结束了唐末以来的分裂局面，经济和文化达到我国历史上的又一个高峰。宋朝实行两京制，汴梁是东京，洛阳是西京，这两座城市形成了全国的两大中心。

天下名园重洛阳

五代洛阳城经唐末兵火之后呈现出“城邑残破，户不满百”，宫室“不及故时卿相家”的局面，后来虽经河南尹张全义竭力修葺，重修了五凤楼（唐应天门）、朝元殿和清暑楼等，但仍不及隋唐盛况。宋朝定洛阳为西京后，对洛阳城进行了大规模重建。宫城和皇城仍为隋唐五代旧址。宫城周回九里三步，有五凤楼等6门。正殿为太极殿，另有宫殿10余座。皇城周回十八里二百五十八步，有丽景门等7门。外郭城跨洛河两岸，有里坊120坊，超过隋、唐两代。

值得一提的是，在洛阳城重建的同时，居洛的士大夫们兴起建造豪华宅第园林之风。宋人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中记述洛阳有富郑公园、独乐园等名园19处，而“洛阳私家园林多至千处”。邵雍为此说：“人间佳节惟寒食，天下名园重洛阳。”

除了这些，我们对五代北宋洛阳城的了解，还包括在洛阳发掘的北宋宫殿遗址。北宋宫殿建筑基址位于洛阳市唐宫中路南侧，该遗址是北宋西京宫城中的重要建筑文明殿建筑群的组成部分。

陶瓷和金银器在继承中创新

五代北宋时期，各地割据政权的存在并没有阻止陶瓷的进步和发展。

宋朝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一个繁荣昌盛的时期，宋瓷的特点首先是突破了“南青北白”的局面；其次是品类繁多，器形多样；再加上釉色优美，体现了儒文化所提倡的简洁素雅；此外，宋代瓷器的器形与之前相比更为丰富多彩，有碗、盘、壶、罐、盒、炉、枕等，包括了人们日常生活用器的大部分。 同时，能体现宋代社会生活的还有宋代的金银器。宋代的金银器制作工艺在唐代的基础上又有了新发展，传统的鎏金、镶嵌、锤碟、错金银、掐丝、炸珠等金银器制作技法都能够在这一时期洛阳出土的金银器中得到反映。

文化蓬勃发展

五代北宋时期尤其是北宋时期洛阳的文化发展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北宋时期作为西京的洛阳是全国文化中心，设有全国最高学府国子监，名相大儒云集洛阳。朝中重臣多居洛阳，仅洛阳籍名相就有赵普、吕蒙正、张齐贤、温仲舒等。文彦博、富弼等13人组成“洛阳耆英会”饮酒赋诗；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在洛写就《新唐书》；司马光历时15年，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不仅如此，洛阳是还是“宋明理学”的发源地。程颢、程颐兄弟是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世称“二程”。他们创立哲学理论，二程在洛阳伊川书院创立理学和洛学，奠定了宋明理学的基础，为后来宋明理学的起源。二程弟子众多，杨时、游酢冒雪等待休息中的程颐，留下尊师重教的“程门立雪”典故。

西京大同府为辽五京之一，地在今山西大同。西京大同府是在北魏平城和唐代“大同军”故城原址上营建的，城周长10公里，建有敌楼、棚橹等守御设施，设迎春、朝阳、定西、拱极四门。有同文等宫殿。设西京留守司衙，西京留守司兼大同府尹是该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自辽兴宗重熙十三年(公元1044年)，至辽天祚帝保大三年(公元1123年)，大同作为陪都西京的时间是80年。

公元936年11月，后唐大将石敬瑭将幽云十六州（今河北、山西北部地区）地区割让给契丹，契丹支持石敬瑭称帝建立后晋（历史上第一个儿皇帝）。从此，云州（大同）被划归辽地。辽兴宗重熙十三年（公元1044年），将云州升为西京大同府。大同府统二州七县：弘州（河北阳原县）、德州（内蒙丰镇西北岱海边），大同县、云中具、天成县、长青县（今阳高县东南）、奉义县（今大同市东北）、怀仁县（今怀仁东，大同南30公里）、怀安县（今河北怀安镇东南）。

至此，大同就成为辽代五京（上京临潢府、东京辽阳府、南京幽都府、中京大定府、西京大同府）之一。

早在辽太宗接受后晋所奉的“幽云十六州”时，便于“会同元年（ 938 年）十一月，升幽州为南京”，在最重要的汉人聚集地设立陪都，以加强对南境的控制。而与幽州并立的军事重镇云州，由于当时西部的相对平静，以及经济和人口发展水平较为逊色等原因，并未引起辽统治者的足够重视。但到了兴宗时期，随着辽夏关系的恶化，以及经济发展、人口增加等原因，方使统治者感到了加强西境统治的重要性，设立西京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除了汉族外，位于云州西部的一些臣属部族也被划入新建立的西京道中，受到西京的节制。

从本身的防卫来说，云州城周地形也具备一定的固守能力。大同地区是一个小盆地，周围有白登、采凉等山环绕，但北部地形总体较为平坦。南部恒山、宁武诸山高大，是守卫西京的天险。具有如此地形的西京便是易守难攻之地。因此，有许多边防军的府衙亦建于西京城内，如西南路招讨司、西南安抚使司、西南巡察司、山北路都部署司等。

城的北半部是政治和军事的中心，官衙和军营多建于此。同时，云州紧接北方草原，而北部地势较为平衍，无大山阻隔，很利于游牧民族的进出。而南部的大山阻隔，可以起到防御中原王朝进攻的作用。辽选择这里建立陪都，可以兼顾塞外草原和中原统治区。

根据中国历代建都的原则，首都或陪都所在地应尽量与经济重心重合，至少应接近，这样才能满足建都所需的物质需求，同时便于行政管理。作为农牧带过渡的区域，以云州城为中心，周围分布了大量的州县城市，如幽云十六州中的武（今神武）、朔（今朔州）、应（今应县）、蔚（今蔚县）以及弘（今阳原）、德（今凉城）、丰州（今丰镇）、云内（无考）、奉圣（今涿鹿）、归化州（今宣化）、浑源（今浑源）、广陵（今广灵）等州县，共同构成了一个城市圈。这一圈内集中了大量人口，交通便利，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可以为中心城市（云州）提供所需的大量人力和物资，保证都城的正常运转。西京的设立正是这一建都原则的体现。

随着陪都地位的确立，西京大同府不仅成为代北的区域政治中心，更上升为辽国最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之一。有力的推动了这一地区的社会进步，加快了契丹族的封建化进程。

辽末天祚帝保大二年（公元1122年），大同为金兵攻陷。金悉辽制，大同仍为西京大同府。金朝大同作为西京是103年，即从金太宗完颜晟天会元年(1123)至金哀宗完颜守绪正大三年(1226)。

在西安城市发展中，民国是一个特殊的时期。1932年，国民政府决定“以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西安近代的城市化历程，可以说是从“西京市”开始。

民国时期的西安，融汇了世界先进的规划理念，制定出一个先进都城级别的城市规划。这种规划，就是置于如今的时代，也具备了超越时代的规划思想。这期间，西安在文化保护、城区划分和景观营造等方面，让整座城市面貌发生了极大改善。

1932~1945年间，西安被设立为民国的“陪都西京”，制定了都城级的城市规划，在西京筹备委员会等机构的领导下，进行了多方城市建设。

在具体的分区计划中，将文化古迹区的划分放在整个分区规划首要位置，表明本方案对西安历史文化名城特色以及城市旅游业发展前景的重视；并以城南凤栖原为行政区，充分利用山川地形特点以突出行政区的政治职能。

西京市建设规划的理念糅合了中西方当时的先进规划思想，不仅充满魄力，而且视野广阔，极具前瞻性。它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民国人心目中“陪都西京“的崭新城市面貌。

可以说，西京的规划是近代西安城市规划的起点，它奠定了之后西安历代城市规划的基础。保护文物古迹遗址区，建成绿地公园，工业区选在郊外，工业区和居住区之间用绿化林带隔开等等理念都沿袭到了50年代西安市第一轮城市规划之中，并一直传承下来。西安市第一轮总体规划中的大庆路林带、幸福路林带便是作为居住区和工厂的分界。

西京的市政建设

1932~1945年间，国民党将中央将西京定为陪都以后，设立全国经济委员西北办事处、陕西省政府、西京筹备委员会、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等机关从事于经济、文化、市政建设，设置了电报局，修筑公路，在城墙上新开城门，打通“新市区”的交通骨架，改善四郊交通状况，普查文物，保护古迹，广植树木，绿化城市，西京的城市面貌有了极大改善。

交通：开发满城，八旗校场开辟为新城广场

南北向道路：尚平、尚智、尚德、尚仁（今解放路）、尚俭、尚勤、尚爱；东西方向街道依次为：崇耻（今东八路）、崇廉（今东七路）、崇义（今东/西六路）、崇礼（今东五路）、崇信（今东/西四路）、崇忠（今东/西三路）、崇悌（今东二路）和崇孝（今东一路）。

除城内的市政建设以外，也修建了通往青龙寺、大雁塔、清凉寺、兴教寺、北门外工业区东、西自强路等众多道路。“西京”期间至少修路920里。

文物古迹：普查西安城内外及咸宁、蓝田、长安、户县、临潼诸县文物古迹的分布与保存现状，绘制《西京胜迹附图》（1932）、《西京古迹名胜略图》、（1932）、《西京附近各县古迹名胜略图》（1932）、《西京城关大地图》

整修杜公祠、维护茂陵及霍去病墓。在阿房宫、隋唐曲江遗址、唐大明宫等73处古迹处竖立标志，对分散在周围各县的文物古迹也尽力予以保护，保护沣桥牌楼、草堂寺、太史公祠等众多名胜古迹。动荡年代，许多文物正是因为这次保护，免去了灭顶之灾。

绿化：广植树木 绿化城乡。从1935年11月到1938年3月间，西京筹备委员会在新修筑十余条汽车路旁，栽种了杨、柳、榆、槐、香椿、苦楝等树木；建成未央、杜公祠、含元殿3个林场和城南、茂陵、昭陵、太液池、张家村5个苗圃，进行大规模的育苗造林工作。

截至1944年4月，西京筹备委员会累计在公路两旁、城乡各文物古迹区大量种植风景树和果树，除了考虑到文物古迹保护的特殊需要，也可获取经济方面的效益。

商业：随着道路的修建和拓宽，以及1934年陇海铁路通车西安，新市区得到了快速发展。火车站向南的尚仁路（解放路）商户繁盛，银行林立，车水马龙，西京的商业中心从原先南院门转移到了这里。

经过十几年的规划建设，西京城市规划雏形初现，交通、绿化、文物普查保护等各项建设都取得了实质性的成就，为建国后西安第一轮城市规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中绿化城乡、保护文物古迹、林带分割工业区等理念也随之沿袭到日后西安的发展理念之中，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