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八年（1048年）五月二日，包拯调任河北路（治今河北大名）转运使，六月二十二日，入朝任三司户部副使。秦陇斜谷务所的造船木材，一概向百姓征收索取；又七个州交纳河桥竹索的赋税，一般有几十万，包拯都奏请加以废除。辽朝在邻近边塞地区集结军队，边境州郡渐加戒备，命令包拯去河北调发军粮。包拯说：“漳河地区肥沃的土壤，百姓不能耕种，邢、沼、赵三州农田一万五千顷，一概用来牧马，请求把这些全都分给百姓。”听从他的意见。解州盐法规定使百姓困竭，包拯前去加以经营管理，请求一概与商贩流通交换。

皇祐二年（1050年），包拯被授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他多次论述斥责权贵得宠大臣，请求免去一切由内廷施予的曲意恩赐。又依次递上唐魏徵的三条奏疏，希望放在座位右侧，作为借鉴。又上言天子应当明于听取采纳，分辨朋党，爱惜人才，不坚持先入为主的说辞，一共七件事；请求废除苛刻不宽厚的做法，抑制侥幸投机得官，正刑法明禁令，戒除兴建劳作，禁丘妖言妄说。朝廷大多加以施行。当时，张贵妃（温成皇后）的伯父张尧佐被任命为淮康军（治今河南汝南）节度使、群牧制置使、宣徽南院使、景灵宫使，右司谏张择行、唐介与包拯一起奏论此事，认为应追夺对张尧佐的任命，或者选择宣徽、节度中的一个授予。最终，张尧佐辞去了宣徽使、景灵宫使之职。

皇祐四年（1052年）三月，外任河北都转运使，加龙图阁直学士。曾经提议太平无事时把军队调到内地，没有答复。至此时，请求：“解除河北驻守军队，把他们分布在黄河以南的兖、郸、齐、濮、曹、济各郡，如果有紧急情况，没有误时的忧虑。如果说驻守军队不能立刻削减，请求训练民兵，稍加供给干粮，每年的费用，不到驻守军队一个月的开支，一个州的赋税，那么供给的人数就多了。”没有答复。数月后，转任高阳关（今河北高阳东）路安抚使。同年七月，调知瀛州，各州用官府的钱做买卖，年累计亏负十多万，都上奏加以除去。因丧子请求任政务清简的州郡任职，遂改知扬州，又转知庐州，并加刑部郎中。

至和二年（1055年）十二月，包拯因担保推荐官员失误获罪，贬官兵部员外郎、知池州（今安徽池州）。

嘉祐元年（1056年）八月，复职刑部郎中、知江宁府。同年十二月，被召任权知开封府，迁升右司郎中。

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升为右谏议大夫、权任御史中丞。包拯上奏说：“太子的位置空缺已经很久了，天下人都为此感到担忧，陛下这么长久地不作出决定，是为什么呢？”仁宗问他说：“你认为立谁为好呢？”包拯回答道：“臣下无能，还没有考虑，臣请求早立太子，是为宗庙万世之大计着想的。陛下问臣想立谁，这是怀疑臣。臣已是六十岁的人了，又没有儿子，并不是为自己和后代邀宠考虑的啊！”仁宗听了大为高兴，说：“这件事还要慢慢商议。”他请求裁减内侍，减少不必要的费用，按条文督促各路监司尽忠职守，御史府可以自己举荐所属官员，减少官吏一年的休假日期，这些建议都得以施行。七月，以权御史中丞职领转运使、提点刑狱考课院。

嘉祐四年（1059年），时任三司使的张方平由于买土豪的财产，被包拯上章弹劾，最后被免官；由宋祁接任，包拯又继续弹劾；宋祁被免后，就由包拯以枢密直学士之职暂任三司使。对此，欧阳修说：“包拯是所谓牵牛踩踏了田而夺了人家的牛（蹊田夺牛），处罚已经很重了，可他又贪图肥缺来做那个职务，不也是过分了吗？”包拯因此待在家里，以躲避代理三司使的任命，仁宗不许。许久后，包拯才出府任职。

嘉祐六年（1061年）三月，包拯升任给事中，正式担任三司使。数日后，拜枢密副使。不久，调任礼部侍郎，但他推辞不受。

嘉祐七年（1062年）五月，包拯在枢密院视事时，突然得病。同月二十四日（7月3日），包拯病逝，终年六十四岁。仁宗亲临吊唁，并为其辍朝一日。追赠礼部尚书，谥号“孝肃”。

包拯性情严峻刚正，憎恶办事小吏苟杂刻薄，务求忠诚厚道，虽然非常憎恨厌恶，但从来没有不施行忠恕之道的。他跟人交往不随意附和，不以巧言令色取悦人，平常没有私人信件，连朋友、亲戚都断绝来往。虽然地位高贵，穿的衣服、用的器物、吃的饮食跟当百姓时一样。曾著家训：“后世子孙仕安者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者，非吾子孙。仰珙刊石，竖于堂层东壁，以诏后世。”时人也称其“有凛然不可夺之节”，“有所关白，喜面折辱人”，据此可见，包拯的为人已清正刚直得近乎执拗，甚至还有些不近人情，然而，这也正是他与一些庸吏的根本不同。

包拯的严于律己，廉洁著称也是十分突出的。二十三岁时，包拯受到出知庐州的刘筠嘉许，声名大盛，家乡有一豪富之家曾邀请他赴宴叙谈，一位李姓同学欣然欲往，而包拯却严肃地说：“彼富人也，吾徒异日或守乡郡，今妄与之交，岂不为他日累乎。”可见他为官前即确立了从政不徇私情的志向。

包拯任监察御史及知谏院时，为肃正纲纪，惩处贪官赃吏，他弹劾贩卖私盐以牟取暴利的淮南转运按察使张可久、役使兵士为自己织造一千六百余匹驼毛缎子的汾州（今山西汾阳）知州任弁及监守自盗的仁宗亲信太监阎士良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弹劾王逵。王逵曾数任转运使，巧立名目盘剥百姓钱物。激起民变后，又派兵捕捉，滥用酷刑，惨遭其杀害者不计其数，因而民愤极大。但王逵与宰相陈执中、贾昌朝关系密切，又得宋仁宗青睐，故有恃无恐。为此，包拯连续七次上章弹劾，最后一次更直接指责仁宗说：“今乃不恤人言，固用酷吏，于一王逵则幸矣，如一路不幸何！”其言激切刚直，朝野震动，舆论汹汹，朝廷终于罢免了王逵。

此外，包拯还弹劾过宰相宋庠、舒王赵元祐的女婿郭承祐和仁宗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等人。任御史中丞时，包拯又先后弹劾利用职权贱买富民邸舍的张方平及“在蜀燕饮过度”的宋祁，使朝廷罢免二人的三司使之职。由于包拯敢于弹劾权幸，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包弹”的谚语，世人凡见官吏“有玷缺者，必曰：‘有包弹矣。’‘包弹’之语遂布天下”。贵戚宦官因此而大为收敛，听说的人都很害怕他。人们把包拯笑比做黄河水清一样极难发生的事情。小孩和妇女，也知道他的名声，叫他“包待制”。京城里的人因此说：“暗中行贿疏不通关系的人，有阎罗王和包老头。”

出知天长县时，包拯遇到一件棘手的案子。某日有一农人至县衙，状告歹徒割去其家耕牛的舌头，请求捉拿罪犯。割去牛舌并无财利可图，故包拯推断此事必属怨家的报复行为，于是命农人宰牛卖肉以引罪犯上钩。宋代宰杀耕牛是犯法的，不出包拯所料，割牛舌者见牛主杀牛，欲加其罪，果然前往县衙首告，遂自投罗网，疑案立破。

包拯执法之刚正不阿在其出知庐州时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庐州是包拯的家乡，任知州时，他的亲朋故旧多以为可得其庇护，干了不少仗势欺人，甚至扰乱官府的不法之事。包拯决心大义灭亲，以示警戒。时恰有一从舅犯法，包拯不以近亲为忌，在公堂上将其依法责挞一顿，自此以后，亲旧皆屏息收敛，再不敢胡作非为。

权知开封府时，包拯整顿吏风，改革诉讼制度。开封府旧制，凡往告状者，必须先将状纸交给守门的府吏，再由府吏转呈，是否审理，何时审理，则由府吏通知。由于诉讼者不能面见长官，府吏往往借此敲诈勒索，营私舞弊，而有冤屈者常因送不起钱财而告状无门。包拯革除此弊，大开正门，使告状者可直接至公堂见官纳状，自陈冤屈，于是审案也更能公正合理。

东京多皇亲国戚、达官显贵，素以难以治理著称，而包拯“立朝刚毅”，凡以私人关系请托者，一概拒绝，因而将东京治理得“令行禁止”。也正因他执法严峻，不徇私情，“威名震动都下”，在他以天章阁待制职任知谏院时，弹劾权贵，“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

包拯以其政绩和品行为人爱戴，因而包拯去世的噩耗传出时，朝野震惊，全城尽悼，“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闻于衢路”。现藏开封博物馆的北宋《开封府题名记》碑，上刻一百八十三位开封知府的姓名和上任年月，而包拯的名字却已磨去，据说这是因为人们在观赏碑记时，由于敬仰包拯而经常用手抚摸指点其名，天长日久，竟将碑字磨去。

包拯在经“庆历新政”之后，也提过一些改革建议。如主张严格选拔官员，裁汰冗杂，对年满七十岁者应强令致仕，以解决冗官问题。他还主张停止招募士兵，拣斥老弱，以解决冗兵问题，同时应选练精兵强将，训练义勇，以充实边备，防御契丹。他向仁宗建议：“不必分文武之异，限高卑之差，在其人如何耳。必当考以应敌制胜之略，询以安边御众之宜”，然后“擢而用之”。他向仁宗条陈《七事》，建言应当“明听纳，辨朋党，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说”，又奏请“去刻薄，抑侥幸，正刑明禁，戒兴作，禁妖妄”，因其所言恳切，且合情合理，切中时弊，故多为朝廷所采纳。包拯还特意奏上《进魏郑公三疏札子》，希望仁宗能以唐太宗善纳魏徵之谏的故事为龟鉴。

任地方官时，包拯也善于体察民情，兴利除弊，因而颇有政绩。任京东转运使时，他曾巡察各地访问贫困冶铁户，并据实情申报转运司，豁免了这些户所欠的官铁，同时又鼓励有能力者开炉冶铁，发展生产。

权知开封府时，包拯疏浚惠民河。惠民河也称蔡河，原自东京至通许（今属河南），直达淮河。后为了水运之便，又自新郑引闵水汇入，使之流量大增。时惠民河常涨水为患，大水时“门关折，坏官私庐舍数万区，城中系栰渡人”。包拯查知河水泛滥的原因乃“中官世族筑园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遂毅然下令，将所有跨河修建的楼台、花园、水榭全部拆毁，使河水得以畅通。有些权贵持伪增步数的地券与包拯相争，包拯皆通过实地测量、验证，揭示其伪，并上朝劾奏，要求严惩。

任三司使期间，包拯改变了过去的一些做法，以前，凡是各种封藏于仓库供皇帝用的物品，都从各地科派，造成百姓困难。包拯特此设立市场，公私实行公平买卖，此后百姓不再受到侵扰。原来司里吏员欠下金钱布匹，大多受到监禁，其中有些人往往逃走，就连带拘禁了他们的妻子儿女，像这一类情形的包拯都释放了他们。

对于有才干有政绩者，包拯则能秉公力荐，如杨纮、王鼎、王绰三人皆为范仲淹提拔的人才，曾分别担任江南东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和转运判官，因任内严惩贪赃枉法的官吏而有“江东三虎”之称。后受守旧权臣的忌恶，被降任知州，不得再任转运使等“监司”官。包拯虽由守旧派人物王拱辰荐为御史，却不为政派所囿，极力主张复用三人，终于使杨纮、王鼎、王绰先后又被起用为荆湖南路转运使、河北路提点刑狱、江西路提点刑狱。

士大夫语曰：“富公真宰相，欧阳永叔真翰林学士，包老真中丞，胡公真先生。”

欧阳修：“拯性好刚，天姿峭直，然素少学问，朝廷事体或有不思……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但其学问不深，思虑不熟，而处之乖当，其人亦可惜也！”

赵祯：“包拯公而忘私，不邀阴幸也。”

司马光：

刘敞：“识清气劲，直而不挠；凛乎有岁寒之操。”

吴奎：

张田：“仁宗皇帝临御天下四十年，不自有其圣神明智之资，善容正人延谠议，使其谋行忠入，有补于国，卒大任以股肱者，惟孝肃包公止尔。”

包顺（俞龙珂）：“平生闻包中丞朝廷忠臣。”

李焘：“拯性峭直，然奏议平允，常恶俗吏苛刻，务为敦厚。虽疾恶甚至人情所不及，即推以忠恕。不为苟合，未尝伪色辞以悦人。不作私书，至于干请，无故人亲党一皆绝之。居家俭约，衣服器用饮食，虽贵，如初官时。”

朱熹：“复为京尹，令行禁止，立朝刚毅。”

王称：“拯为人不苟合，未尝伪辞色以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亦皆绝之，人多惮其方严，仕已通显，奉已俭约，如布衣时。”

脱脱：“拯为开封，其政严明，人到于今称之。而不尚苛刻，推本忠厚，非孔子所谓刚者乎。”

孙承恩：“面目棱棱，刚气烈烈。势力苞苴，莫我敢敓。严肃者政，苛刻匪心。非汉法吏，乃古直臣。”

张居正：“若包拯者，真可谓执法之臣，故虽至今儿童妇女犹知称之，况当时乎！然其敦厚忠恕，又其立身行己之本，故虽执法而民不以为残也。人主得斯人而用之，则可以振纪纲，整风俗，其于治道非小补矣。”

蔡东藩：“狄青、包拯两人，垂誉至今，称颂不衰。而包龙图三字，盛名尤出狄上。即妇人孺子，无不知有包龙图者。甚且谓狄之荣显，多由包拯之力，是则子虚乌有之谈，固难取信耳。尝考狄之立功，莫大于夺昆仑关，包之成名，莫要于知开封府，著书人不敢溢美，亦不敢没善，就两人功名，择要演述，已足存其实迹；而当时朝政之得失，亦销纳其间，以视俗小说之附会荒唐，不值一噱者，固不啻霄壤之别也。此书一出，可以扫尽巵言。”

胡适：“历史上有许多有福之人。一个是黄帝，一个是周公，一个是包龙图……包龙图——包拯——也是一个箭垛式的人物。古来有许多精巧的折狱故事，或载在史书，或流传民间，一般人不知道他们的来历，这些故事遂容易堆在一两个人身上。在这些侦探式的清官之中，民间的传说不知怎样选出了宋朝的包拯来做一个箭垛，把许多折狱的奇案都射在他身上。包龙图遂成了中国的歇洛克·福尔摩斯了。”

包拯出使辽朝时，辽方官员命馆伴对包拯说：“你们不久前在雄州城开了便门，就是想引诱我国的叛徒，以便刺探边疆的情报吧？”包拯说：“你们的涿州城曾经也开过便门，刺探边疆的情报为何一定要开便门呢？”那个人便无言以对。

宋仁宗庆历年间，包拯被提拔为大理寺丞、知端州（今广东肇庆）时。当时端州特产端砚是宋朝士大夫最珍爱时髦的雅器，当地每年向朝廷进贡。凡在这里做“一把手”的官员，都在“贡砚”规定的数量外加征几十倍的数额以贿赂朝廷权贵，所谓“打点”中央的关系，此举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个性官员包拯一上任就高调破除这则运行多年的潜规则，下令只能按规定数量生产端砚，州县官员一律不准私自加码，违者重罚。并且表态，自己作为“一把手”，决不要一块端砚。此举在当地掀起轩然大波。三年后，包拯任期满，被调至中央任职，果然“岁满不持一砚归”。《包公掷砚》的故事以这个蓝本创作的。1973年，合肥清理包拯墓时，在包拯及其子孙墓中仅发现一方普通砚台而无端砚，也足证史载之确。

包拯弹劾陈州京西路转运司，揭露其盘剥灾民的罪行的事迹，被石玉昆的《三侠五义》再创作为家喻户晓的包公戏《陈州放粮》，民间渲染加工成开封府尹、钦差大臣“包青天”奉命查赈，剧中涉及国舅们害民肥私、包公查案遭人陷害、各路百姓掩护包公、包公怒铡皇亲国戚、成功放粮赈灾等等，演绎了一个青天大老爷为民除害、不畏强权且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故事。

宋仁宗嘉祐（1056年－1063年）年间，富弼为相，欧阳修任翰林学士，包拯任御史中丞，胡瑗在太学为侍讲，集天下之望。当时士大夫相传道：“富公真宰相，欧阳永叔真翰林学士，包老真中丞，胡公真先生。”便有四真之名。

包拯有奏议十五卷，今存《包孝肃公奏议》（《包拯集》）十卷，收入《四库全书》“史部·诏令奏议类”第427册，历朝都有翻刻本出版行世，深受后世研究者的重视。

《包孝肃公奏议》几乎囊括了包拯一生中所有的奏折、陈表和各种各样的建议、意见，全面呈现了包拯的政治主张和他的阅世态度，尤其他关于反对增加农民负担和精兵简政的建议，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及现实意义。

关于包拯的出生年份，根据曾巩《孝肃包公传》、吴奎《宋枢密副使赠礼部尚书孝肃包公墓志》、《宋史·包拯传》、《宋仁宗实录·臣僚附传》等历史文献可准确推算出为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但这些文献没有他的具体生日的直接记述。

现代研究包拯的著述、宗谱有几种对其生日的记录，如程如峰《包公传》、合肥《包氏支谱》均记为二月二十五日；李良学的《李良学讲说包公》载为二月十五日。从这两者来看，虽有十天之差，但基本符合宋人王珪在他撰写的一篇赐包拯生日礼物诏书中所记的“省梦熊之嘉月”。古代生男孩称“梦熊之喜”，而“嘉月”应该指的是春季即农历的正月至三月，所以包拯的生日应该是在农历正月至三月之间。

随着包公信仰的传播，全球各地的包拯祠庙都有特定的包公诞辰日和独特的庆典活动：合肥曾于199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二十五）举行了包公诞辰千年活动，而农历二月十五在肇庆举办的“包公诞”已被列为肇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台湾海清宫每逢农历七月初十为阎罗天子的千秋圣诞；澳门每年农历二月十五日庆祝“包公宝诞”；新加坡于每年的9至11月期间也会有不同的包公庙接踵举办包府千岁活动，菲律宾的包公庙多在每年农历的十一月二十一为“包大人”庆祝生日。由此可见，包拯在民间的生日，有2月，4月，7月，9月，10月，11月等多种说法，难有确论。

开封府大堂

开封府位于河南省开封市包公东湖北岸，占地六十余亩，建筑面积一万四千平方米，是开封人民为纪念包拯而重建的，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开封府以正厅（大堂），议事厅、梅花堂为中轴线，辅以天庆观、明礼院、潜龙宫、清心楼、牢狱、英武楼、寅宾馆等五十余座大小殿堂。根据陈展内容的不同，大体分为九个游览区。

包公湖

包公湖位于河南省开封市城内湖的宋朝古城墙内，处于古城的西南角。

传说北宋时黄河发大水，淹没了开封府衙，包拯的阴阳镜落入水中，形成今天的包公湖，开封至今还流传着“死包公铡了活知府”的故事。

整个湖泊呈现西北至东南走向，像一个斜躺的葫芦，中部偏西有跨越该湖的南北路——迎宾路，西南为包公湖南路。

包公祠

包公祠位于河南省开封市包公湖西畔，是为纪念包拯而恢复重建的。

开封市包公祠是国家旅游局开发建设的中原旅游区的重要景点之一、河南省十佳旅游景点之一。

开封市包公祠占地1公顷，由大殿、二殿、东西配殿、半壁廊、碑亭组成。风格古朴，庄严肃穆。东侧为灵石苑，由石雕、水榭构成，典雅别致。

祠内陈展有包公铜像，龙、虎、狗铜铡，包公断案蜡像，《开封府题名记碑》、包公正史演义等文物史料。

合肥包公祠

主词条：包公园

包公祠，又名包孝肃公祠，位于今安徽合肥，合肥的包河有一个沙洲，名“香花墩”，传说是包拯少年时读书的地方。墩上的建筑群即是“包公祠”。明弘治年间，知府宋鉴在墩上建包公书院，让包公后裔在此处读书。到嘉靖时，书院得以重修，改名“包孝肃公祠”。

包公祠的迎面正厅是包公享堂，并有包拯塑像。塑像旁是一副对联：“一水绕荒祠，此地真无关节到；停车肃遗像，几人得并姓名尊。”祠东有一口水井，井沿是黑褐色的青石，石壁内侧，是一道道被井绳勒得极深的纹道。

包河位于安徽省合肥市庐州城南的一段护城河，传说包拯幼时经常在这条河边玩耍，家乡人民为纪念包公把这条河取名叫“包河”。

包拯墓

包拯墓全称包孝肃公墓园，位于合肥市内包河南畔林区，与包公祠紧紧相连。墓园面积1200平方米。北宋嘉祐八年（1063年），包拯灵柩由他的女婿护送老家合肥，墓地在公城乡。后来，金兵入侵，攻陷合肥，包拯墓被破坏，当时的随葬器物也大多被盗。包拯后裔将原棺和墓志迁葬于墓西三十多米处，原墓地被废为耕地。后来，当地官员误将包夫人墓当作包拯墓，修葺一新，并盖有享堂。

1973年，合肥文物部门对包拯及其家族墓地进行清理，从包拯墓葬中出土了包拯遗骨及其墓志，同时还出土了包夫人董氏及他们的两个儿子、儿媳及长孙的遗骨。1985年，开始动工修建包公墓园，历时三年竣工。墓园共有包氏家族的六个墓冢，按宋制修建。

肇庆包公祠

北宋熙宁年间，肇庆（古称端州）百姓为纪念曾任过知州的包拯，修建包公祠，引来成千上万人朝拜。

四百多年后，由于祠堂年久失修，当地人又集资在城西重建一座包公祠，该祠历代都有维修，故一直保存完好，后毁于“文革”中。2000年三月，包公祠重建，巍峨壮观，是肇庆的旅游热点之一。

砚洲包公楼

砚洲包公楼位于肇庆市（古称端州郡）羚羊峡下西江河中心的砚洲岛之东。距离肇庆市十多公里。传说包拯在端州为官时，奉诏回京时坐船途经羚羊峡口，骤被狂风恶浪困阻。包拯心思为官清正，为何离去之时江河不平，查问原因，原来是随从收了当地人临别送赠的一方端砚。包拯便把此方端砚抛下江中，时即风平浪静。后来那方端砚竟化成沙洲，称为“砚洲”。故此，民间流传着“包公掷砚成洲”的典故。

包拯在社会享有盛誉，因而人们广泛传诵他的事迹，并加以理想化和艺术化，衍生出许多轶闻传说。南宋时有以包拯为主题的故事和戏曲。

在中国戏曲史上，没有一位官吏能够像包拯那样，可以如此频繁地出当今历代的戏剧舞台上，至今久演不衰，并且成为一类非常独特的戏剧通称“包公戏”。包公戏的流行，从南到北，几乎涉及到所有的戏曲种类。戏剧中的包公，并不等同于历史上的包拯，而是改编自文学包拯的带着某种理想化的包拯形象，包拯既是一位清正廉明、铁面无私、心智过人、执法如山的清官，又是一个半神半凡的超人。在他的身上，凝聚了专制社会下老百姓对于清官的企盼，和对社会公正的向往。包公戏情节曲折，是非分明，同样赢得今天观众的喜爱。京戏裘派名剧。

包拯的脸谱和传统戏剧中的所有脸谱不同，它墨黑如漆，在脑门心的位置上用白色油彩勾画出一弯新月。这一脸谱为戏剧中的包拯专用。包拯的前额所画，俗称“月形脑门”，学名“太阴脑门”。传说中包拯刚正威严，“日断阳间夜断阴”，白天料理人间的案子，夜晚则主持阴间的讼事，需要阴阳两界的“通行证”，而这“月形脑门”，就起到“通行证”的作用。

中国民间关于包拯故事的颇为丰富，在通俗文学中可以说是独一无二。包拯去世后，包拯故事就在民间流传，《合同文字记》（《包待制智赚合同文字》）和《三现身包龙图断冤》是最早的宋人创作的包拯断案故事，《宋四公大闹禁魂张》虽不是包拯断案故事，但在篇末出现了包拯的名字：“直待包龙图相公做了府尹，这一班盗贼，方才惧怕。各散去讫，地方始得宁静。”但总的说，在流传下来的宋元话本中，包拯的故事并不多。

元代时，政治黑暗，人民期待清官，元杂曲里大量包公戏流传，保存下来的有完整剧本的清官断案戏有十六七种，其中包拯断案的就有十一种之多，有无名氏的《陈州粜米》、《合同文字》、《神奴儿》、《盆儿鬼》、《包待制智赚生金阁》，关汉卿的《蝴蝶梦》、《鲁斋郎》，郑廷玉的《包待制智勘后庭花》，李行道的《灰阑记》，曾瑞卿的《留鞋记》，武汉臣的《生金阁》，还有一种是科白不全的《张千替杀妻》。

元杂曲中，包拯被塑造成半人半神、可以上天入地的判官形象。主持正义又无所不能的包拯，体现了人们对清明政治的渴望和期待。同时也是百姓对黑暗现实不满的一种心理幻想。

明代《龙图公案》里的包拯，既维护皇权，又刚正不阿，替民众伸冤，显示了一个清官所具有的正直品质和内在魅力，他有智有刚，是日断阳夜断阴的下凡星宿，与元曲逐渐神化的包拯相比，明代的包拯神通广大，上至玉帝，下到阎罗，对包拯有求必应，有的地方神，更受他驱使。

清代《三侠五义》中的包拯形象，集民间包公形象之大成，使包拯不畏强暴、刚正嫉恶、处事干练的形象最为饱满、得以更广泛地流传。特别是小说中详细增加了包拯的身世、包拯的三口铜铡由来、开封三宝（古今盆、阴阳镜、游仙枕）的由来，开封四勇士（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的来历，开封师爷公孙策的来历，展昭、白玉堂等人的来历等内容，及其大量包拯断案和侠义之士游行乡里除暴安良、为国为民的故事，把包拯形象推向顶峰。